第2章 (第3/3页)
，原与刘邦情同手足，不仅同乡、同里、同学，还同年同月同日生，从少年起两人就形影不离，最后也发展到公然叛逃的地步。刘邦剪除异姓诸侯王，轻者贬黜，重者夷灭三族，而首当其冲的，就是那“勇略震主”的韩信。刘邦首先是出其不意地夺取韩信的兵权，接着设计逮捕了韩信，最后，韩信“谋反”而被诛杀。关于韩信谋反被杀一事，《史记》《汉书》记载甚详，但告密者为韩信家奴，且为孤证，当时韩信闲居长安，手无兵权，靠什么来谋反？被擒后未经审讯即被斩，且刘邦平定陈豨在前，韩信谋反在后，如何成了里应外合？这其中确有可疑之处，历来史家看法不一，目前尚无定论。刘邦平叛归来，“见信死，亦喜且怜之”。所喜者，功高震主的畏将已除；所怜者，大臣无辜被诛。不管是该杀，还是冤杀，剪除异姓王是刘邦的既定决策，是巩固汉室统治的需要。韩信作为实力最大的异姓王，即使不以谋反罪被杀，也将以其他形式予以剪除。继韩信被杀，几个主要的异姓王，先后被杀或被贬。在消灭异姓王的过程中，刘邦错误地认为分封刘氏子弟为王能屏藩皇室，也无离心背德之虞。所以，在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曾杀白马为盟，订下誓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刑白马盟”。矛头所指，显然是诸吕，即防止诸吕篡权。到刘邦死时，被封的同姓诸侯王共九个。只是异姓诸侯王虽被剪灭了，但中央集权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从而埋下了“七国之乱”的祸根。
治国策略。刘邦即位不久，立即对社会的各项制度进行了调整：在法律方面，汉初制定《汉律》，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军事方面，建立了新的军制。与汉初政治制度相适应，军队分为京师之兵和郡国之兵两种。京师的屯兵又分为南军和北军，分别由卫尉和中尉统领。在礼仪方面，叔孙通沿袭秦制，制定朝仪，以使人威慑于皇权之“神圣”。然而，与这些制度建制相比，西汉建国初期面对的经济压力更是急迫的问题。汉初出现“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四匹同一毛色的马拉的车），而将相或乘牛车”的情况。为此，刘邦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诏令，归纳起来有八项措施：
劳力归农。颁布军队复员令，凡复员的军吏卒，可按军功大小，分配田宅或免除赋徭。动员流亡之民回乡，“复故爵田宅”。在全国推行释免罪人和奴婢，增加农业劳动人口。
鼓励生育。高祖七年（前200），诏令“民产子”，可以免除徭役两年，以资鼓励。采用这一政策，使得大汉帝国人口渐盛，中国人口的数量第一次达到历史上的高峰。
减轻徭役。汉初施行慎重民力征发制度，缩短了服役时间，规定年满23岁开始服役，56岁免役，还允许以钱代役。
薄敛赋税。刘邦根据官吏俸禄和政府开支制定全国赋税总额。田租，或称田赋，即土地税，征收率为十五税一（1/15）；口赋，也称算赋，即人口税，每人每年一算（120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