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2/3页)
年，汉族儒士赵璧、王鹗等纷纷加入忽必烈幕府，为他宣讲《孝经》、《书经》等经书。特别是王鹗，乃被蒙古所灭金朝的末代状元，饱学硕儒，道德文章，皆有所观。青壮年时代的忽必烈很用功，常听王鹗授业至夜深，感慨说：“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可见，拳拳向儒之心，是忽必烈当时真实状态。1252年，从前仕金的汉族士大夫张德辉、元好问二人觐进忽必烈，奉请他为“儒教大宗师”，作为“黄金家族”的重要成员，忽必烈“悦而受之”。这一举动有两种意义：其一，蒙古贵族首次显现出对儒家思想的真诚向往；其二，儒士文人渴求蒙古贵族的政治保护。而后，姚枢、窦默、许衡等汉人儒士也入忽必烈藩邸，成为这位蒙古王爷手下得力的参谋顾问班子。1260年，忽必烈称帝于开平，汉族谋士，特别是刘秉忠，出力尤多。无论是典章、制度、开国国号、都城兴建、官制章服、朝仪礼制，均肇自这位亦儒亦释亦道的汉族文士。当然，开国之时在“庶务”方面出力最多的，还有日后因亲家李璮造反被处死的汉人儒士王文统，“凡民间差发、宣课盐铁等事，一委（王）文统裁处。”可见，无论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大元朝廷的儒家印记相当明显。
为了使得以儒治国的政治方针得到贯彻和延续，忽必烈在培养接班人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七八岁开始，忽必烈的独生子真金即接受儒学教育。十岁时，汉族大儒王恂又被忽必烈派去教授真金的学业。王恂不仅向真金灌输儒家传统经书，也向他宣讲“善恶得失”和亡辽亡金的历史教训等“深切世用”的“案例”。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是人生最重要的教育，这养成了日后皇太子真金纯粹的儒家理念，使他成为大元朝廷“儒臣”派的当然代表。忽必烈出于切实考虑，对于蒙古贵族后裔的儒家教育也狠抓不放松。1265年，蒙古贵族安童（木华黎四世孙）得任中书右丞相，忽必烈便派大儒许衡为安童之师，由此，安童日后也成为“儒臣”派的中坚分子。所以说，大元朝廷中的儒臣派，不仅仅是亡辽亡金亡宋的汉族知识分子，还包括真金这样的“储君”以及安童等蒙古勋贵。
忽必烈对儒臣特别是汉人臣士的信任危机，随着1262年山东李璮之乱的爆发而点燃。与李璮有姻亲关系的王文统被杀后，不少儒臣也受到牵连。惊惶之下，汉人将领史天泽也被迫交出兵权。由此，忽必烈心中对汉人、儒士的不信任感日益加剧。同时，由于灭宋战争以及对付西北蒙古宗室王爷的挑衅，忽必烈的银库日益枯竭。打仗要花钱，平乱要花钱，拉拢蒙古贵族血亲所支出的大笔赏赐也要花钱，因此，“财臣”日渐任用，阿合马等色目人因能够为忽必烈敛财，日渐得到宠遇，这些人也成为忽必烈平衡朝臣活动权力的有力砝码。特别是随着南宋的灭亡，大元已无任何真正有力的敌对势力，儒士不再具有昔日的重要性，黄金白银，成为忽必烈最大的心头渴恋。所以，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三个敛财高手，陆续成为忽必烈的宠臣，为害二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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