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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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以刑爵为货而贩之，咸走其门，入贵价以买所欲。贵价入，则当刑者脱，求爵者得。纲纪大坏，人心骇愕。”所以，桑哥专政后，“组织部”归于“财物部”，又兼“国务院”功能，桑哥把朝廷当成了市场，官位当成了商品，卖官鬻爵，肆无忌惮。

      当婊子不忘立牌坊。为相两年后，他差使手下谄谀小人上“万民书”，要求元廷为桑哥“立石颂德”。忽必烈得知此事，对这个能为他敛财的“大狼狗”很支持，吩咐说：“民欲立则立之，仍以告桑哥，使其喜也。”为此，翰林院蒙汉高手奋笔疾书，详列桑哥功德，在中书省府院前坚立一巨石，上题“王公辅政之碑”，规模还不小，“楼覆其上而丹雘之”。“丹雘”本是指赤石脂一类的鲜红涂料，在此名词动用，是讲元廷在“桑哥辅政碑”的大石头外面又盖了色彩鲜艳的宏丽阁子，雕镂精细，惟恐内外不知桑哥的“政绩”。

      折腾了四年，桑哥弄得天下怨起，人不敢言。最后，还是赵孟对忽必烈的高级侍卫彻里（奉御官，“怯萨”的一种）讲：“皇上论贾似道误国，常责留梦炎等宋朝大臣不能挺身而出。现今，桑哥之罪，有甚于贾似道！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辞其责！然我乃疏远之臣，言必不听。侍臣中，惟君为皇上所亲信，读书知义理，慷慨有大节。倘若您能不畏天威之怒。为百姓除此凶残之贼，真仁者之事，公必勉之！”

      有赵孟一番激励，趁忽必烈在柳林打猎心情好的机会，彻里纵言桑哥误国害民，“辞语激烈”。起初，忽必烈闻言即大怒，责斥彻里“诋毁大臣”，命令左右卫士猛搧彻里嘴巴，“血涌口鼻，委顿地上。”稍停，忽必烈又问彻里是否知罪，彻里“辩愈力”，朗声言道：“为臣我与桑哥无任何私怨，现不顾生死揭发他的罪状，实出于对国家的忠心。如果我害怕皇上震怒而不敢谏，奸臣何得而除，万民何得而息！”

      闻此言，忽必烈沉吟。随同忽必烈外出的蒙古贵族也里审班、也先帖儿等人见状，也一同跪下，劾责桑哥专权黩货等罪。

      忽必烈还是不大相信，急召出使在外的翰林学士承旨不忽木来问情实。不忽木在行宫营帐里见皇帝，痛心疾首地说：“桑哥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杀之。今百姓失业，盗贼蜂起，召乱在旦夕。如不诛桑哥，恐此人将为陛下深忧！”在场的贺伯颜等人也力证桑哥奸邪，“久而言者益众。”见这么多蒙古贵族指斥桑哥，当然害怕危及元朝的统治，忽必烈就下决心把“财神爷”送入阎罗殿。于是，他下诏御史台及中书省辩论桑哥之罪，并命人毁弃“桑哥辅政碑”。

      怯萨，从职责看仅仅是皇帝身边的带刀侍卫，诸王贵族身边皆有“怯萨”。与历朝历代不同，元朝皇帝的“怯萨”源由蒙古旧制，其组成人员皆是蒙古或色目的高官贵族子弟以及各地地方长官子弟。这些人，皆是蒙古帝王最信任的贴心人，他们负责皇帝的日常起居和宫廷内事务，基本把太监该干的活计都干了，这也是有元一代没有太多宦官乱政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怯萨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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