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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章 (第1/3页)
自南北朝时期开始,北齐在556年(天保七年)就开始在燕山山脉修筑长城三千里,西起西河总秦戍(山西大同),东到大海(山海关),至今在抚宁石门寨,仍可发现北齐长城遗址。隋朝时,隋文帝时代汉王杨谅以及日后的隋炀帝数十万大军东征高丽,均从临榆关(山海关)出大军。唐太宗御驾征高丽,仍是由此出击。“长城之枕护燕蓟,为京师屏翰,拥雄关为辽左咽喉”(《畿辅通志》),明清时此关更是为京师安全的关键屏障。中原政权一直倚山海关为峻险雄关,但五代时后晋的卢龙节度使周德威愚勇不为备,致使榆关被契丹人攻克,遂失屏障。
从军事史角度上讲,山海关最重要、最出名的年代在明朝。大将军徐达发燕山等卫屯兵一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平、界岭等三十二关,筑山海卫城,又在山海关附近开设码头庄港,使其成为接转山东粮饷和向辽东转运的转输港。
本来,明朝前期,主要边防力量皆在今天的山西、内蒙等地,严防退走大漠的蒙古人卷土重来。但是,明中期开始,东北满族分力兴起,辽东成为边防重地,明朝几乎可称是竭尽四海之物力以在山海关备战,每每在此处关垒内外布防重兵十数万人,成为阻止满洲铁骑入北京的最重要之地。
由于是咽喉要地,山海关系天下安危于一垣。几十年来,满族骑兵屡屡试探性进攻,但均于关前止步,无法逾此天险雄关,只能多次绕过山海关从别的隘口越过长城驰骋于华北平原。虽然克胜连连,但皆是得而失之,抢掠而去,原因很简单:“山海关控制其间,则内外声势不接。即入其它口,而彼(明军)得绕我后路”(魏源《圣武记》)。
由此,清军即使绕路攻入山东、直隶的郡邑,抢掠后很快就弃而去,主要就是因为山海关阻隔,怕腹背受敌。
山海关这一组庞大的防御体系,是经过明朝二百六十多年长期经营而最终完成,它以长城为主线,以山海关城为中心点,共有十大关隘、七座卫城、三十七座敌台、十四座烽火台等建筑组成,不仅主次分明,且点线呼应,布局合理,设计科学。其十大关隘南从老龙头开始,中间经山海关城,东北延至一片石(九门口),共二十六公里,十座险关扼咽,重峦叠嶂,入海为城,确实有“一夫当关,万人莫开”之势。值得一提的是,民族英雄戚继光在平定东南沿海倭患后出镇蓟州,在山海关一带大修武备,训练士兵,改进武器,巩固了山海关一带的山海之防。
王在晋本人并不知兵。他到任后,并无提出有价值的战略思想,只提出他自己的“八字方针”——拒奴抚虏,堵隘守关。后四字不必讲,核心内容是前四个字,拒奴,就是抵御女真的后金;抚虏,就是想大砸银子收买蒙古部落来“以虏制奴”。此外,他还提出在山海关外重筑一关的不切实际的臭招。幸亏不久后,为明熹宗侍讲的大学士孙承宗前往山海关做实地考察,与袁崇焕等人一起否决了王在晋关外建关的荒谬建议。
这位王尚书在山海关几个月,基本没干实事,皇皇万言的奏书写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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