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9章 (第3/3页)
胀下坠而死。（上面讲述人民苦状）民有不甘于食石以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盗贼）亦恬不知畏，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不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最可怜者，如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则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讲人民造反的原因和痛苦惨状）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讲人吃人的惨景）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幸有抚臣岳和声，拮据独苦，以弭盗而兼之拯救，捐俸煮粥以为之率，而道府州县，各有所施以拯济，然粥有限而饥者无穷，杯水车薪，其何能济乎？又安得不相牵而为盗也？且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荐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偏秦中也。（讲陕西一地的盗贼集中原因）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稍次之……天灾人祸，小民无生路可寻，加之官员贪污，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只能走一条路：造反！
同时，明朝发展到晚期，土地高度集中，宗室、勋戚、官绅地主对土地的兼并愈演愈烈，贫者益贫，富者益富，社会的两极分化达至惊人地步。而自嘉靖帝开始“竭天下之财以奉一人”，万历帝变本加厉，明熹宗有样学样，明朝财政面临破产的境地，只得通过不断加派赋税来榨取民财。各级官吏巧取豪夺，竭泽而渔。由于农民纷纷抛荒逃散，造成水利失修，河患日甚，恶性循环下，天灾人祸不绝。
军制方面，更是法久弊生，军屯、商屯均有名无实，士兵被拖欠军饷，甚至没什么战斗力。诸大将除身边亲兵可用外，基本上没有可信得过兵校。军纪败坏下，索饷哗变，就成为明末军队中的“主旋律”。
早期农民暴动，无非是一群想找口饭吃的乌合之众，无组织、无纪律，无任何明确目标，看似成千上万，实际上是一大帮拖家带口的饥民流民，正规官军如果加以认真对付，这些人马上就会作鸟兽散。而且，领导暴动叛乱的人，不少人是当地土豪世家子弟或者是明朝边军的中下级军官，为避免事发后暴露身份连累亲族，他们纷纷自起诨名绰号。农民战争发展到中晚期，贼势渐炽，贼头们纷纷以本来姓名示人，“绰号”使用越来越少。
明末农民暴动，最早当推崇祯元年延安的府谷人王喜胤（澄城县规模太小，忽略不计），因当地大饥荒，他率杨六、“不沾泥”等人四处掠抢富民家里粮食，相聚成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