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第3/3页)
支配言语或写作。因此，大众传播阻碍了意义的真正发展。
可以肯定，任何语言都包含数不胜数的用语，这些用语并不要求发展它们的意义，这些用语标示着日常生活的物体和工具、明显可见的性质、至关重要的需要和渴求。这些用语是普遍被理解的，它们一出现，便会产生同说出它们的实际语境相一致的反应（语言的或操作的）。
①斯坦利.格尔“语言和科学”，见《科学哲学》１９４２年６月，第１５６页。
②斯坦利.格尔“语言和科学”，见《科学哲学》１９４２年６月，第１５６页。
这种情况完全不同另外一些用语的情况，这些用语是在无争议的语境之外来标示事物或现象的。在这里，语言的机能化表现了具有政治涵义的意义省略。事物的名称不仅“标志它们的作用方式”，而且事物的（实际的）作用方式也规定并“封闭”事物的意义，排除其它的作用方式。名词以权力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样式支配着句子，句子成为应被接受的断言——它拒绝对它的被编纂和断定的意义进行证明、定性和否定。
在公共言论领域的关节点上，出现了不证自灵的分析命题，它们的功能象是巫术－宗教公式的功能。它们被硬塞进和一再塞进接受者的头脑里，它们产生的效果是把接受者的思想封闭在公式所规定状况的圈子里。
我已经提到，不证自灵的假说是政治言论领域里的命题形式。“自由”、“平等”、“民主”和“和平”之类的名词，在分析上意味着一些特定的属性，当说出或写下这些名词时，这些属性便一定呈现出来。在西方，这种分析的论断表现在象自由企业、创制、选举、个人这样的用语中；在东方则表现在象工人和农民、建立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消除敌对阶级这样的用语中。无论在哪一方，尽管强化真理的手段和惩罚的程度是很不相同的，只要言论超越了被封闭的分析结构，都是不正确的或宣传性的。在这个公共言论领域里，言语是同义反复的；实际上，它决不会趋于发生质的差异。分析的结构，使支配性名词脱离了它的一些内容，而这些内容在政策和舆论陈述上会取消或者至少会干扰这个名词被认可的用法。仪式化了的概念，避免了矛盾。
因此，现行的自由方式是奴役，现行的平等方式是被强加的不平等，这是事实。然而，这些概念被封闭的定义，依靠支配有关言论领域的权力，禁止表现这一事实。结果造成大家所熟悉的奥韦尔的语言（“和平是战争”和“战争是和平”等等），这种语言决不单是恐怖主义的极权主义语言。如果这种矛盾在句子中不明确，但又被封闭在名词中，也同样会出现奥韦尔的语言。那种维护和加强资本主义的政党被叫做“社会主义的”，那种专横的政府被叫做“民主的”，那种被操纵的选举被叫做“自由的”，这些是早在奥韦尔之前很久大家就已熟悉的语言（和政治）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