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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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是在一种生活的法则和秩序内进行的，而哲学超越了这种法则和秩序，使它服从于具有一种不同的法则和秩序的“健康生活”。这另一种秩序以充分摆脱艰难、无知和贫困的自由为前提，因而在哲学思想的起源和发展上，始终是不现实的，而科学思想可继续应用于一种日益强大的普遍的现实。

    最终的哲学概念依然是形而上学的；它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依据现存言论和行动领域被证实。

    如果是这么回事，那么形而上学的问题，特别是形而上学命题的意义和真理性问题，就是一种历史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历史的条件，而不是纯认识论的条件，决定着这些命题的真理性、认识价值。象所有断言自身真理性的命题一样，形而上学的命题应是可证实的；它们应该停留在可能的经验领域内。这一领域同现存领域决不是共存的，而是尽力延伸，直到通过改造现存领域，用现存领域提供或禁止的手段创造出一个世界。在这种意义上，可证实的范围是在历史过程中增长的。因此，关于健康生活、健全社会、永久和平的思辨，获得了一种不断增长的现实主义内容；在技术的基础上，形而上学的趋于成为物理的。

    再者，如果形而上学命题的真理性是由它们的历史内容决定的，即由它们确定历史可能性的程度决定的，那么，形而上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历史的。至少，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圣西门的三阶段法则的一部分仍是有根据的，因为它规定形而上学的阶段先于文明的科学阶段。但这一顺序是最终的顺序吗？或者说，对世界的科学改造是否包含着它自己的形而上学超越？

    在工业文明的发达阶段，科学合理性转化为政治权力，表现为历史选择发展中的决定因素。于是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权力是否走向它自身的否定，即趋于推进“生活的艺术”？在现存社会内，科学合理性的继续应用，会随着一切社会必要的但对个人是压抑的劳动（“社会必要的”在这里包括一切能被机器更有效地执行的操作，即使这些操作产生的是奢侈和浪费，而不是必需品）的机械化，而达到一个终点。但这一阶段也将是科学合理性在其现存结构和方向上的终结和界限。进一步的进步将意味着破坏，量转化为质。它将展现一个本质上新的人类现实的可能性，即在实现了根本需要的基础上生活在自由时间里。在这些条件下，科学的设计将自由地趋于超功利的目的，将自由地趋于超越统治的必要性和奢侈性的“生活艺术”。换言之，技术现实的完善将不仅是超越技术现实的先决条件，而且也是其基本原理。

    这将意味着把科学和形而上学之间的传统关系颠倒过来。那些根据非精确的或行为的科学术语来确定现实的观念，将作为对世界的科学改造之结果，而失去它们形而上学的或情感的特点；科学的概念将设计并确定自由安定生存的可能的现实性。对这些概念的精心阐释将不仅仅意味着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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