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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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绝对要求，在它能成为历史实践的推动力、质变的有效原因的地方，并不占主导地位。没有这种物质力量，甚至最尖锐的意识也是无力的。

    不管整体的不合理特点以及变革的必然性表现得多么明显，对必然性的洞见还不足以把握可能的替代目标。面对既定生活体系无所不在的效率，取而代之的替代目标一直象是空想的。对必然性的洞见，对邪恶状态的意识，甚至在科学的成就和生产力的水平已排除了这些替代目标的空想特点的阶段（空想的东西不是既定现实，而是它的对立面），也将是不充分的。

    这是否意味着，社会批判理论为一种经验社会学让给或留下了地盘，这种经验社会学除了一种方法论的指导而外不具有任何理论的指导，它屈服于关于误解的具体性之谬见，因而在宣布排除价值判断的同时又履行着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或者说，辩证概念是否通过把它们自身的状况理解为它们分析的社会的状况，再一次证明了自身的真理性？如果人们正是在其最大的弱点上（即无力证明社会内部的解放趋势）来看待批判理论，那么这本身就暗示着一种反应。

    社会批判理论在其起源时代，正视了现存社会中（客观的和主观的）现实力量的出现，社会通过消除现存进步的障碍而趋向（或能被导向）更合理更自由的制度。这些现实力量是批判理论立足其上的经验基础，而且从这些经验基础中派生出解放内在可能性的观念，即发展（否则就是封闭和歪曲）物质和精神生产力、才能和需求。如果不能对这些现实力量作出证明，那么，尽管对社会的批判仍然是有效的合理的，但它不能把它的合理性转化成历史的实践。结论是什么呢？“解放内在可能性”不再能充分表达这一历史的替代目标。发达工业社会引人注目的可能性是：大规模地发展生产力，扩大对自然的征服，不断满足数目不断增多的人民的需求，创造新的需求和才能。但这些可能性的逐渐实现，靠的是那些取消这些可能性的解放潜力的手段和制度，而且这一过程不仅影响了手段，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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