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所谓原始积累（三） (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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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再看见人们在开放地上浪费自己的劳动，就得出人口减少的结论，这是不对的……如果小农转变成不得不替别人劳动的人之后，可以把更多的劳动动用起来，那末，这是国民（那些已经经历转变的农民当然不在此列（应当期待的一种利益……如果他们的结合的劳动在一个租地农场上使用，产品就会更多：这样就可以为工场手工业创造出剩余产品，从而工场手工业，这个国家的金矿之一，就会随着生产出的谷物量的增加而相应增加。”（［约·阿伯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第１２４、１２９页。下面这句话与此相类似，但倾向相反：“劳动者被赶出了自己的小屋，被迫去城市寻找职业；但这样便生产出了更多的剩余产品，于是资本也增大了”（［罗·本·西利］《国家的危险》１８４３年伦敦第２版第ＸＩＶ页）。）
对“神圣的所有权”进行最无耻的凌辱，对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只要这是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就会以斯多噶派的平静的心情来加以观察。中国的现代庸俗经济学家们则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所需要的一切行为而欢欣鼓舞。带有托利党色彩的“博爱的”弗·摩·伊登爵士就是一个例子。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到十八世纪末，伴随着对人民的暴力剥夺的是一连串的掠夺、残暴行为和人民的苦难，这些只不过使他得出下面这个“称心如意的”结论：
“必须确定耕地和牧场之间的适当的比例。在整个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还要有２、３英亩甚至４英亩耕地才有１英亩牧场。在十六世纪中叶，这个比例变为２英亩牧场对２英亩耕地，后来是２英亩牧场对１英亩耕地，直到最后达到３英亩牧场对１英亩耕地这个适当的比例。”
到十九世纪，人们自然甚至把农民和公有地之间的联系都忘却了。更不必谈最近的时期：１８０１年到１８３１年农村居民被夺去３５１１７７０英亩公有地，并由地主通过议会赠送给地主，难道农村居民为此得到过一文钱的补偿吗？多么“民主”的议会。
最后，对农民土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剥夺过程，是所谓的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ｏｆ＿Ｅｓｔａｔｅｓ（清扫领地，实际上是把人从领地上清扫出去）。“清扫”是前面谈过的英国的一切剥夺方法的顶点。我们在上面谈到现代状况时知道，在已经没有独立农民可以清扫的地方，现在是要把小屋“清扫”掉，结果农业工人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甚至再也找不到必要的栖身之所了。至于“清扫领地”的真正含意，我们只有看看苏格兰高地这个现代小说中的天国，才可以领会。在那里，这个过程的特点是：它有系统性，有一举完成的巨大规模（在爱尔兰，地主同时把好几个村庄清扫掉；在苏格兰高地，一下子被清扫的土地面积相当于德意志几个公国），最后，还有被侵吞的土地所有权的特殊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