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2/3页)
莫名其“糟”的风暴来，这些情况算不了什么。先是，我在广州念书的三个孩子，不约而同剪给我一段《陶铸放毒工厂》的“腥闻”，意思是说：秦牧、陈残云（似乎还有一二位）以及唐人都是陶铸手下的“放毒悍将”，措词疯癫之至。更滑稽的是我与陶铸先生见面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我尊敬这位长者，却以没有机会畅聆教益为憾，现在忽然来了个“放毒工厂”，真不知人间何世！香港有家报纸把这段“腥闻”，连同正在《新晚报》发表的《草山残梦》版头及笔名一齐制电版刊出，这使我案头的电话响个不停，朋友都来询问，没办法，在翌日连载文尾加了句：“诸兄，此事系出误会，弟情况如常”之类，没料到此事并非“误会”，当年贴大字报，乱飞帽子，乱打棍子者大都无知，但他们背后的高层人物却心中有数，非把我们这些“臭老九”斩尽杀绝，他们的倒行逆施就难以得逞。我绝对支持第四届文代会“向前看，不计较，忘私仇”的决议，但当时唐人的《北洋军阀演义》（刊《文汇报》）和《草山残梦》（刊《新晚报》）、阮朗的《大地浮沉》（刊《商报》）都给腰斩了。我与上述三家报馆和编者都不可能有私仇，更无斤斤计较可言，何况我的遭遇和大陆同业及前辈们的情况比较起来，还算是“轻”的，其所以还要写一笔，只是为了大声疾呼一句老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忘记私人的恩怨，不能忘记公事——国家大事的惨遇！
蒋介石垂暮之年，曾与日本极右派合作，由蒋命令七十余名台湾历史学者、大学教授，为日本极右派记者古屋奎二的《蒋总统秘录》提供并无秘密可言的史料，作为日本极右派以抢救蒋介石为表象，实则妄想通过“蒋独”和“台独”，染指我合湾省的“最后一计”，也是七十年代国际形势中日本极右派与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较量的最后一个回合！
对于这件事，我总有一个想法：蒋经国头脑远胜乃父，他不可能一辈子是这样一个人，广大台胞与国民党人，都在盼望中华民族大团圆的好日子迅速来临。
此所以叶帅的“九点建议”反应强烈，此所以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提法“天下归心”，此所以“国共和谈”的呼声使世界范围内的华侨、华裔、大陆和台湾、港澳同胞脸上绽开笑容，在心头响起共鸣。
北京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大会盛况，我在医院电视室中看得很清楚，并且十分激动，认为蒋经国先生对海内外渴盼中国和平统一的势头必有更深的感受，写一部有关民族大团结小说的机会肯定是较为接近的了。
在这气氛里我到达北京继续治疗。目睹现状——在安定团结基础上迈向四个现代化；远眺大局——和平统一的美好愿望终必实现。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幸福。
因此，我更应将下列几点向诸位报告。关于《金陵春梦》一至四卷修订之处，除了蒙胡愈之老前辈指正有关他身份的错写之外，又根据郑大箴、李祖栋、方琰、罗安琴、罗安文、凌育森、冯扬德、冯华德、李耕五、未署名先生（陈文统先生转来）等等数十封长函短柬所指出拙作中的错误或可商榷之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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