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6章 (第2/3页)
而终信其事，然绝非为反蒋计，这在拙作中写得很清楚。在奉化乡亲和蒋家族谱上绝对不可能找到“郑三发子”，请问假若有知其事者，在蒋荼毒生灵的二十多年中谁敢透露？族谱更不可靠，特别是蒋介石在东北大败，眼看行将全面崩溃时，居然把“重修家谱”列入头等重要日程，修谱完毕后还派蒋经国回乡祭谱（刊拙作第七集《三大战役》），于此我对蒋氏族谱作伪的看法更坚定了。——他对《宪法》都要改，遑论族谱？他连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都要改，矧乎族谱？
至于“千秋功罪”，应该是早已“定论”的了。但是蒋介石一生也非毫无一是，例如他反对“台湾独立”，反对“两个中国”，反对“苏俄侵华”，等等，尽管他之反对在于他个人的利益。一、二外国当年“侵华”，他之甘作虎怅，甚至不惜露面，却不象“郑三发子”这回事瞒得住，而是举世皆知的。
正因如此，有一些抗日战争时期曾作伪军的人，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后，供述奉蒋之命“曲线救国”的经过，《金陵春梦》如实转载了。如今那些伪军官早已做了好人，因之修订本将有关人名删除，但“曲线教国”这回事不能删掉。当年他们曾经有违“民族大义”，其主要责任都在蒋介石，今天他们的后辈应该欢欣做人，无所顾虑的了。
反对有“郑三发子”其事者，相信必因下面一件事情而大皱眉头：一九八一年四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内部发行的《河南文史资料》第五辑中，有三篇《关于蒋介石家世》的文章，张仲鲁撰写的《一些传闻》，作于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李延朗写的《点滴见闻》和该书编者所写的《补充》，三文短小精悍，俱非为《金陵春梦》而作，却异曲同工，都为“郑三发子”提供了更多的旁证。
——再说一遍：在下绝非“为反蒋而反蒋”。
另外，有一位当年曾任台北《平言日报》总编辑的薛斯人先生，则在香港一家业己关门的日报上大揭我的“秘辛”，说我“向壁虚构”，写《金陵春梦》稿费赚了不少，“私家车有两部之多，白天写稿晚上上舞厅”。多谢他“捧场”说我“漂亮”，还说我是个“出血大户”，他的“打击”在我友人间曾引起颇久谈助，因为我只有一部“１１号车”（两条腿），在巴士站苦候巴士时，朋友邂逅便开玩笑，“你又在这里等你的两部私家车吧！”至于晚上去舞场做“出血大户”（肯花钱的大阔佬），倒并未燃起老伴的怒火，因为她知道我压根儿不会跳舞，同时更清楚我晚上都在埋头写稿。
蒋介石逛窑子尽人皆知，不写不成，因为涉及他的为人，特别因为文中要讲民间疾苦。可是写又不成，因为一九五二年我动笔时，不可能找到他当年所逛过的窑子。曹禺写《日出》可以找到场景，我写蒋的胡来就绝对找不到足以说明时空特征的场景。于是我到处搜求资料，找遍书店、书摊，却一无所得。最后在摩罗上街之下或率罗下街之上的一个简陋狭小的旧货铺里，找到一本薄薄石印、有光纸印刷的楷书文言《三十年歇浦沧桑录》，已记不起作者和书店的书字，是一本当年“十里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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