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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9章 (第1/3页)
正因如此,有一些抗日战争时期曾作伪军的人,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后,供述奉蒋之命“曲线救国”的经过,《金陵春梦》如实转载了。如今那些伪军官早已做了好人,因之修订本将有关人名删除,但“曲线教国”这回事不能删掉。当年他们曾经有违“民族大义”,其主要责任都在蒋介石,今天他们的后辈应该欢欣做人,无所顾虑的了。
反对有“郑三发子”其事者,相信必因下面一件事情而大皱眉头:一九八一年四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内部发行的《河南文史资料》第五辑中,有三篇《关于蒋介石家世》的文章,张仲鲁撰写的《一些传闻》,作于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李延朗写的《点滴见闻》和该书编者所写的《补充》,三文短小精悍,俱非为《金陵春梦》而作,却异曲同工,都为“郑三发子”提供了更多的旁证。
——再说一遍:在下绝非“为反蒋而反蒋”。
另外,有一位当年曾任台北《平言日报》总编辑的薛斯人先生,则在香港一家业己关门的日报上大揭我的“秘辛”,说我“向壁虚构”,写《金陵春梦》稿费赚了不少,“私家车有两部之多,白天写稿晚上上舞厅”。多谢他“捧场”说我“漂亮”,还说我是个“出血大户”,他的“打击”在我友人间曾引起颇久谈助,因为我只有一部“11号车”(两条腿),在巴士站苦候巴士时,朋友邂逅便开玩笑,“你又在这里等你的两部私家车吧!”至于晚上去舞场做“出血大户”(肯花钱的大阔佬),倒并未燃起老伴的怒火,因为她知道我压根儿不会跳舞,同时更清楚我晚上都在埋头写稿。
蒋介石逛窑子尽人皆知,不写不成,因为涉及他的为人,特别因为文中要讲民间疾苦。可是写又不成,因为一九五二年我动笔时,不可能找到他当年所逛过的窑子。曹禺写《日出》可以找到场景,我写蒋的胡来就绝对找不到足以说明时空特征的场景。于是我到处搜求资料,找遍书店、书摊,却一无所得。最后在摩罗上街之下或率罗下街之上的一个简陋狭小的旧货铺里,找到一本薄薄石印、有光纸印刷的楷书文言《三十年歇浦沧桑录》,已记不起作者和书店的书字,是一本当年“十里洋场”上海“风月场中”的怀旧兼导游小册子,时间从清末到接近北伐,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正是这段时期。大喜过望,以五毛钱“高价”买了,破册子对上海妓院的分级、“规矩”、陈设、“制度”乃至当时“名妓”的花名、绰号与特征等等记载详尽,我就用来做这场戏的活动布景了。刊出约一星期,接到一封具名罗高,文句流畅、字迹苍劲的读者来信,语气迫切地问我是谁?因为蒋介石逛客子时他偶也在场(当时这一类的妓院相当高级,鄙视Sex without Love,于是名妓的诗画琴棋,一曲绕梁,招来了王孙公子的诗词唱和,双方尽量培养起Love来,一般大商人与文化界人士也都利用那里作应酬场合)。他说时易势移,当年一起“吃花酒”的人大都去世,不能想象还有几十岁的老人写蒋介石逛窑子记忆又如此清晰,他要我在小说末端登个“罗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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