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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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部开例会时，总编辑罗承勋先生便把这件事提了出来，与会者人人摇头，表示不感兴趣和不能胜任，对于“写蒋介石”没有创作冲动。大家都只有三十左右的年纪，对蒋认识不够，无从下手。记得一致提议函请北京等地老前辈帮忙，不久回信说，大家都忙，没有时间替香港报纸写小说，请《新晚报》自己解决。

      已经记不清开过几次例会，反正最后决定作为一个写作任务处理，而末了这任务竟落在我的身上。在《大公报》、《新晚报》编辑部里，说到写文章真是好手似云，而所以轮到我这个“附骥尾者”，同事们的意见是：一、我在蒋介石“发迹”的上海住过；二、上过抗日战争前方；三、到过内战前方；四、跑过一些地方包括台湾；五、其实这是个重要原因——当时我每天写稿不过两三千字——“反正你有空，就这样了”。

      对我来说，真是任务艰巨。对于一个人人皆知的角色，不比一般小说中人物，可以虚构，又不能仅凭资料去写，否则效果与催眠剂无异。冯平山图书馆等有关蒋的资料有的是，但是不敢用，烦闷不堪时想到了友人惠赠我的五页“八行笺”。

      那是一九四九年冬天，有一位真正的蒋介石侍从室侍卫官退休后来港，寻亲访友，希望“叶落归根”，并且很快获得批准。在他回乡之前用八行笺写下了一些有关蒋的情况，内一中有五页是记载抗战时他奉蒋之命，在重庆监视蒋的兄长郑绍发的经过。由于事隔三十年，已记不起这五页纸由友人送给我的经过，反正当时在烦闷不堪时想到了它，并且全家协力寻觅，花了几天功夫才找到了这薄薄的五页纸。

      然而一则以喜，一则以疑，我不大相信这位侍卫官所经历的，蒋介石怎么会有这一段传奇式的故事？然后根据他的家谱、浙江地方志、风俗习惯、蒋的传记等等逐一核对，再加上他的成长过程和各个阶段的表现，我才深信这位侍卫官的所述，而且他没有“骇人听闻”的必要，这五页八行笺与其说是欠缺文采，毋宁说是朴实无华。于是我就动笔写《金陵春梦》的第一集《郑三发子》。连载第一天发稿，排字房催排笔名时，才从“宋乔”身上得到启发，起了个“唐人”的笔名，唐、宋、元、明、清，顺口嘛。

      事后证明，读者对这个样子的开头是感到兴趣的。我自己对相反的意见或抨击也非常留意，倒不是担心有人控告我毁谤，而是担心有人责备我为反蒋而出此一着并不光采，其实拙作中对蒋母寡妇再嫁这一些是十分同情的。反蒋也在于反他从郑三发子变成蒋介石后，就忘记了灾民痛苦而骑到人民头上，并没有反对郑三发子，可能这明确的态度获得了“忠贞之士”的“认可”，台港蒋方人士亦未因此骂街。

      某报月刊曾有专文为蒋“辟谣”说，蒋并非郑三发子，也非蒋母与雪窦寺和尚所生，而是他寡母与一不知名的村人所生，云云，这一辟谣却列入了旁证范畴，大概为作者所未料及。

      一九八一年香港《七十年代》上曾发表一篇文章，说该文作者游览浙江奉化溪口时，未闻郑三发子的说法，在下所写尽属“空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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