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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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宣言或讲话中，影响最大的就是1932年4月15日发表的《对日战争宣言》，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第一次以政府名义公开宣战，对全国人民特别是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起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

      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外侮、英勇抗争的光荣传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34年1月22日至2月6日举行的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东北人民抗日斗争作出高度评价，指出：“在这种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下，全国革命民众的反帝运动便极端猛烈的发展起来，东三省几十万义勇军的奋斗，上海十九路军兵士和工人群众的血战，普及全国的反帝运动，曾经达到了空前的高涨”。[10]在大会开幕词中，毛泽东对包括东北抗日烈士在内的革命先烈和民族先驱表达了悼念之情，特别强调：“我们许多同志……在东北领导反日游击战争，被日本强盗杀害了。这些同志中间如……童长荣，伯阳（即金伯阳——引者注）等等，他们是在前线上，在各方面的战线上，在敌人的枪弹下屠刀下光荣地牺牲了”，[11]并提议全体代表向他们及罗登贤等先烈静默三分钟以“表示我们的哀悼和敬仰”。[12]大会期间，毛泽东还以会议主席名义，致电慰问东北人民革命军及抗日义勇军，表示：“大会向你们英勇抗日的战士致热烈的革命的敬礼！大会对你们坚持进行着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表示无限的同情。大会代表苏区与白区数千万革命民众和红军欢迎人民革命军派到大会的代表及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订立共同作战的协定。大会并向一切抗日义勇军提议，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宣言的三个条件下，订立反对日本和国民党的作战协定”，[13]并专门接见了大会代表、时任满洲省委书记的何成湘，详细了解东北抗日斗争状况。[14]毛泽东的一系列评价和活动，集中体现了中央苏区军民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声援，也有助于党中央了解东北抗日斗争状况。在印发大会的《长岗乡调查》中，毛泽东还记述了中央苏区人民为东北义勇军募捐的情况。据毛泽东记载，参加募捐者共2900余人，其中革命互济会员800人左右，捐款40多串（每串1000个）铜元（约合银元40元左右），其中约600名互济会员每人捐款100个铜元，还有几人每人捐款1串。[15]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与东北抗联失去了组织联系。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并未因此减缓对东北抗联和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视和关注。长征到达陕北后，基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红军主力已进抵抗日前线并接近东北的实际状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更加重视东北抗日斗争，指出：“东北和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在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16]是中国革命新高潮的标志之一，也是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动力。1935年12月23日，瓦窑堡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军事决议，指出东三省是发展游击战争的主要省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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