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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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击区内及其附近，原来就有地方的秘密的群众工作基础，地方组织积极动员群众在兵源、粮食、军用品及传送情报等方面支援我军。使我军在这些地区能够顺利发展和进行活动，有力地打击敌人。这种公开军事斗争和地方秘密工作相配合的游击区，是当时比较好的游击根据地，也就是当时我们说的老游击区”。[191]

      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止，在南满、吉东和北满都已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形成了“在几乎半个以上满洲的地方，除城市和交通要点以外，广大农村都为抗联所控制……满洲广大农村领域掀起了游击运动浪潮，广大农民拥护党的政策和主张，以人力物力积极赞助和参加救国游击斗争”[192]（周保中语）的良好局面。以这些游击根据地为依托，抗联11个军（第11军组建于1937年10月）及以此为基础组建的3个路军频频出击，使日伪军损兵折将、亡魂丧胆。其中最著者为杨靖宇部全歼伪军邵本良战斗、赵尚志部冰趟子战斗、周保中部攻克依兰县城战斗、李兆麟部老钱柜战斗等。仅据伪奉天省警察署统计，自1934年（即民国23年）6月至8月，抗日联军在辽宁境内共与敌交战2984次（内6月709次，7月759次，8月1516次），12月又战斗1706次。[193] 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东北抗联各部主动承担起“响应我党全民总抗战，消灭日贼走狗与汉奸”[194]的战略任务，在各地区主动出击。其中仅杨靖宇部1路军就在“七七”后半年内进行大规模战斗33次，歼日伪军1400余人，[195]北满汤原人民还在县委领导和抗联6军配合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暴动。面对这一切斗争，日伪当局也不得不承认：“中共东北党（军）不顾前期日满军连续不断强行促进整顿工作已深入红、白两区，而受到明显压缩之现状，企图运用所谓抗日全民战线策略，拟与关内的中国全民抗日战争相呼应，且已看出其气势相当猛烈”。[196]在如此激烈的军事行动中，抗联各根据地特别是密营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抗联同志提供了休整积蓄力量的场所，同时成为抗联储存物资保障补给的后勤基地。这里值得强调的是，以密营储存物资保证补给的做法，作为抗联建立根据地经验的组成部分，直到东北解放战争时期仍受到陈云的高度重视。1946年12月20日，陈云致函林彪、彭真、高岗，指出：“游击队及县级机关，应由首长亲自埋藏若干锅、粮等物品于敌占后我可活动的山沟内，以便实在搞不到吃时去挖用。这点，冯仲云和抗联干部有经验”。[197]

      1938年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变东北为战略总后方和侵华侵苏前进基地的步伐，已增至70万人的日本关东军伙同伪满军疯狂“扫荡”总数不足4万的抗联部队，而东北地区的便利交通和严寒气候更使敌强我弱的态势日益恶化，加上日伪“匪民分离”政策下的无数血腥暴行，东北抗联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更为困难，致使游击根据地大部丧失，游击战争的规模也因此大为缩小。但即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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