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第3/3页)
使东北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更加重视学习中国革命基本经验，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主要创立者的中央苏区斗争经验，同时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抗日主张。杨靖宇就曾在磐石根据地翻印散发毛泽东起草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日宣战通电，[297]并向战士和群众宣传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苏区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就。据当时在西安（今辽源）煤矿工作、建国后任全国水电工会副主席的陈润田（即张金）回忆，他生平第一次听到毛泽东的名字就是来自于杨靖宇的介绍。[298]
在这一时期中，毛泽东虽然尚未成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他的军事著作和思想不仅指导了关内红军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而且也成为东北抗日斗争的理论基础。值得指出的是，早在1934年前后，杨靖宇等东北抗联主要领导同志已开始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将其基本原理与东北地区斗争实际相结合。据韩光回忆：“1933年至1935年之间，我参加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曾经得到一本中央苏区传来的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讲的是朱、毛领导的红军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如何进行游击战争，根本点是真正依靠人民群众，密切军民间的鱼水关系，游击战就是人民战争。当时我任中共满洲党、团省委特派员，经常到各地巡视工作，看到杨靖宇、赵尚志等著名抗日游击队领导人都把这本小册子带在身边，学习苏区游击战争经验，使用于抗日战场。从这时开始，我就日益加深地产生了向往朱、毛领导的红军的心情，设想如果能见到他们，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299]综合韩光的回忆和《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的相关记载，这本小册子很有可能就是毛泽东于1934年7月起草、10月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印发的《游击战争》（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游击队活动的指示》）一书。对于学生出身的李兆麟来说，这本小册子成为他学习军事理论的主要源泉。直至1939年他回顾历史时还对此书记忆犹新，指出：“我们中央各方面已经解答和指示东北游击运动的需要材料。一九三三年有游击运动问题小册子，此后又有游击战术，目前全国抗战的情形之下，又有我们第八路军将领彭德怀同志关于战略与战术的发表，这些文件是包括着苏联游击运动的经验与中国红军几年来游击战术经验的总和，内容是非常丰富”。另据1983年4月李范五的回忆，这本小册子和《救国时报》及其他党的文件一样，也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送到中苏边境海参崴（苏名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作站，再经国际交通线送至吉东特委，转交满洲省委和东北各党组织的。[300]
在上述小册子和其他文件及《孙子兵法》的指导下，以杨靖宇为代表的抗联同志分析和研究东北抗日斗争的实际情况，逐步形成了具有东北特色的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在杨靖宇的主持下，抗联第1军通过战术研究会、战斗讲评和军事训练等多种方式，发挥集体智慧，总结实践经验，在战斗中注重诱敌深入和集中优势兵力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