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第2/3页)
，而是说中国民族国家的解放胜利是必须在相当时间内作艰苦困难的斗争，终于能获得的。目前东北人民虽然在日贼各种重压之下似乎不易动颤，实际上是只要民族自觉与斗争组织运动的努力提高，掀起大大小小各种各式的抗日救国的革命斗争，就能对抗日贼的‘外强中干’与‘内虚’。这里特别需要革命的党和民族先进分子的领导运动”。 [70]
4月28日 本日周保中日记记载：“抗日联军应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巩固领导。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目前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 [71]
5月1日 张兰生在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党伟大的中央，在马克思、昂格斯（即恩格斯——引者注）、列宁、斯大林学说陶冶之下的中央，能够迅速的及时的根据了客观的环境和主观力量，决定了自己的斗争的主要的方向，规定革命力量的配置，而定出革命现阶段的战略是：联合全中国人民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麻痹其他帝国主义的动摇性，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实现无产阶级政治领导，以取得中华人民的解放和自由。因此而提出了‘建立全民反日统一战线’、‘建立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口号。同时又根据了运动发展的过程，每一重大事变的动员口号。如‘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规定出具体行动计划和步骤，而决定努力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报告最后明确宣布以毛泽东“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是执行党的任务的必要的条件。我们党在民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这是一个妨碍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的倾向。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肃清这个倾向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要求是依靠多数和照顾全局。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我们的要求是坚决的革命政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为了达到克服上述这些不良倾向的目的，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的论述作为会议结论。这个报告是冯仲云草拟的。[72] 会议还确定了“旧区恢复，新区突破”的军事斗争方针。
同日 杨松在《解放》第38期发表《再论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文章涉及统战、军事、根据地建设、民众工作、反“讨伐”等。文章重申：“在军事上采取机动的游击战术去对付敌人的“讨伐”。敌来围我时，在敌未围前突破敌人包围，到敌后方去游击。常常比较巧妙地运用朱毛游击战的十八（原文如此——引者注）字诀，就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东北抗日游击队善于设埋伏实行夜击、声东击西、神出鬼没等等游击战术去积极地迅速地打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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