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第3/3页)
所提出的统一执行政策只要符合我国实际情况，我们就不能不执行。（3）代表团的集体领导是正确的。当时代表团成员都有谁，我不全知道，但我从1936年春开始先后看到陈云、任弼时、陈潭秋、王稼祥、邓发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在代表团。他们当中有谁参加制定《六三指示》，我不知道，但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些中央领导同志（据说陈云、王稼祥、邓发是参加遵义会议的，陈云在会后就离开长征路去莫斯科汇报）在形成《六三指示》前后一定会在代表团的集体领导中起作用。如果《六三指示》基本上是错的，他们不会不提意见。（4）东北党在实际工作中向代表团反映了不少实际情况，提供一些符合实际情况的正确意见。（5）在代表团中作具体工作的同志，他们收集和研究了许多实际情况，提出许多正确意见。例如吴平同志自1934年夏至1935年秋，曾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深入东北斗争第一线，甚至深入山林队中去蹲点，与山林队头子拜把兄弟。他非常细致认真地做调查研究（后来吴平在延安担任《解放日报》总编，1942年逝世时，毛主席亲笔题词‘杨松同志办事认真，有责任心，我们应当记得他，学习他’）在上述一系列党组织领导的推动下所形成的代表团对东北党的基本正确领导，是顺理成章的”。[206]
12月19日 胡乔木在视察卢沟桥和筹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时指示：“从‘九一八’到‘七七’应有一个馆来反映，这期间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九一八事变、东北人民的抗日战争、‘满洲国’的建立、日本对华北的分化、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等都应该有充分的展示”。[207]
本年 陆定一致函李范五，指出：“您在东北抗日联军和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二次到东北的战斗经历，恐怕是最有吸引力的了。东北从1931年‘九一八’沦亡，到1945年日本投降，十四年间，日本帝国主义者是怎样统治东北的，人民是怎样生活的，怎样受摧残和受压迫的，抗日联军是怎样抵抗和取得胜利和遭受挫折的，有些什么经验和教训，现在只有些片断的文字资料，应该写成一本书，永志不忘。我希望您和东北的同志能够编出这样一本书来。这件事一定要办到。请您考虑，也请在东北做过工作的同志们考虑……我们作为读者，都希望知道东北更多的事情”。[208]
●1984年
1月26日 《人民日报》报道北京举行老同志春节茶话会，彭真、习仲勋、余秋里、宋任穷、康克清、乔石、王兆国等参加。薄一波在讲话中代表党中央赞誉李延禄是“长期保持红军传统，艰苦朴素，教育后代，热心公益，积极从事各种社会工作的模范”。王一知参加了茶话会。
5月8至13日 东北抗日联军小部队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韩光于8日发表讲话《东北抗日联军始终坚持战斗在抗日疆场》，指出：“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是我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武装抗日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我党我军和全国人民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伟大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