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3/3页)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要清醒地承认反革命力量暂时是强大的，要看到革命低潮的到来。他强调说：“失败就是失败，承认失败还可以不失败或少失败些，现在要赶快部署打游击。”
项英对形势的估计，受“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影响较大。他认为，红军主力长征后，能在湘西连续打几个大胜仗，建立新的苏区，大部分敌人将会被吸引到那里去。等待红军主力回师，我们就能粉碎敌人的进攻，恢复已失去的中央苏区。事后看来，这个估量是不正确的。1937年项英在回顾红军主力长征后的这段经历时说： “当时另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是，若红军主力不能在湘西立脚或进行反攻不利时，就不能吸引大部分敌人离开中央苏区。”他说：“我当时对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后一种可能性，没有估计到即或估计也是非常不够的。”
由于对整个斗争形势的严酷性估计不足，项英把工作发展重心寄托在红军主力方面，而不是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那时，他虽然已放弃了“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坚持的那一套阵地防御战，放弃了短促突击战术，但是，在总的方面仍然是采取大兵团作战方针，以期红军主 力回师，配合反攻。因此，采取各种措施来充实红军第二十四师，对地方游击战的发动反而不重视，将其置于次要地位。
陈毅则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蒋介石的兵力大大超过我们。他用一部分兵力去追堵主力红军，而以另一部分兵力留在这里对付我们。我们不能依赖红军主力，应当独立自主，作坚持斗争的打算。因此，应迅速把干部和部队分散，开展广泛灵活的游击战争。他说：“红军二十四师和游击队应立即分散到中央苏区各个地方去，作为游击战争的骨干。这样可以保存一批相当可观的力量。高级干部如瞿秋白、陈正人、周以栗等都有病，还有一些不能走的知名人士，最好让他们穿上便衣，到白区去隐蔽起来。坚持打游击，他们是吃不消的。”
当时我只有十九岁，原任闽赣省军政委员会团代表，不久前才回到中央苏区，任共青团中央苏区分局委员兼儿童局书记；接着，又调任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当时共青团也称“少共”），同志们亲切地叫我“阿丕”。本来我以为会跟红军主力长征的，没想到领导要我留下来。当时 只知道项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至于陈毅，我看见过，他说话豪爽，待人诚恳，可亲可敬。他们对形势的估量和对斗争的部署，我都是事后才知道。不过，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我感到陈毅看形势比较客观，他的意见也比较切合实际。比如他主张让一些知名人士到白区隐蔽起来，我就有同感。记得1935年新年时在中央分局驻地，我看到了瞿秋白同志，他当时身患疾病，脸色很不好，还有些浮肿，正在自己动手煮稀饭、煮鸡蛋。柴草很湿，满屋是烟，他不断地咳嗽着。当时我感到十分调怅，像他那样的身体，怎能坚持打游击呢？
项英是中央分局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区司令员，重大问题最后由他决定，他没有及时采纳陈毅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