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3/3页)
在了哲学史上——阳明格竹。
格竹的失败将王守仁逼到了人生的丁字路口。多年来，他“遍求朱熹遗书读之”，可以说除了科举考试的准备外，全部精力都用在钻研理学上了。没承想格来格去却得到这么一个令人沮丧的结果，成圣的信心动摇了。
这次挫折对王守仁的心灵打击是巨大的，以至许多年后回首这段往事时，他感慨道：当时终于发现圣贤不是那么好做的，也没有精力再去格物了！
于是，闷闷不乐的王守仁不得不掉转头来研究自己曾经看不上眼的“辞章之学”，准备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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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证明天不是随随便便就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博学多才的王守仁在弘治六年的会试中落榜了。
明朝的科举制早就被妖魔化了，一提到这“妖魔化”三个字，大家马上会联想到祸国殃民，万马齐喑。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
其实，教育的目的是将人塑造为德才兼备，服务于社会的人才，然而手段与目的的颠倒，古今中外都没能很好地解决。哲学家福柯晚年激烈抨击学校教育，称学校为现代权力的“规训机构”，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可惜他晚了几百年，在中国，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龚自珍早就用各种文学形式反映过教育的问题，只是他不知道罢了。
明代设立科举的本意，无非为了求得圣人之道和朝政之势的有机结合。然而，学术与政治从来就是一对欢喜冤家，不是合纵连横，就是势同水火，个中微妙，冷暖自知。
古代有一拨人不喜欢写书，专爱注疏。你说你要有孔颖达、裴松之的水平，或者再狠点，直接像郦道元一样把一本好端端的地理教科书《水经》搞成文学名著《水经注》也行啊，可惜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于是，歧说纷呈便成了统治者的心头大患。
面对图书市场这种鱼龙混杂的现状，明成祖朱棣大手一挥，成了教育部部长，发话道：“咳咳咳。样板戏进课堂？是不行的；改用繁体字？再考虑一下；独尊程朱？这条通过！”
自此，明朝公务员考试所用的工具书、红宝书、真题都以程朱的注释为纲。于是，思想统一了，读书人再也不用到汗牛充栋的书海中瞎撞了，得位不正的朱棣安全了，皆大欢喜。
老百姓最痛恨统治者钳制思想，统治者也总喜欢愚弄黔首，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微妙对抗中，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路下来，历史跌跌撞撞走了几千年。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中国不缺秦始皇和汉武帝，缺的是华盛顿与杰斐逊。渐渐地，我发现问题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中国的历史太悠久，有些事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概括的。
翻开史书，“八王之乱”，“侯景之乱”，数不清的动乱，哀鸿遍野，易子相食，血腥的味道透过纸张就能闻到，惨不忍睹。治世犬和乱离人到底哪一个更好？
右愤骂专制，左愤谤民主。看多了不难发现一个简单的道理：天下无至理，皆为人所用耳。如果不左不右，心平气和地看待科举，功还是大于过的。明代作为文治社会，离开士人的支撑不可想象。
欲使士人有效地支撑朝政，关键在于培养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