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第3/3页)
“王”仍然拥有最高的所有权；而且授受双方之间，只存在下级对上级的单方面服从关系，而不存在契约性的相互制约关系。
因为权力的取得沾满鲜血，所以中国式权力的表情是居高临下、威严无比的，一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霸气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气。没有一个国家像古代中国那样，政治权力决定着一切。每个社会成员，都被政治权力所牢牢控制。政府与它统治下的人民是什么样的关系呢？从这样一个词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古代中国称统治人民曰“牧”，即“放牧”。《淮南子》直截了当地说：“夫牧民者，犹蓄禽兽也。”在以暴力起家的统治者眼里，被统治者是自己用刀剑猎获来的猪羊，自己对他们拥有绝对的产权，生杀予夺，任由己便。
有了鲜血和头颅做底气，古代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做起事来，从来都是大刀阔斧、乾纲独断，没有和皮鞭下这些猪羊商量的习惯。上古时代，史载商王盘庚欲迁都于殷，但许多人留恋故土，盘庚声色俱厉地说：“不听话的人，我就把他们斩尽杀绝，不让这孬种遗留在新邑蔓延滋长。”
秦始皇时代大规模的移民、修长城，也没听说征求过百姓们的意见。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时代，尚可一道迁海令下，沿海三十里内，人民搬迁一空。
如此巨大的行政动员能力，让西方人惊叹不已，说西方任何一个帝王，也不可能有此威权。
虽然中国的皇帝们不可能预见到西方社会国王终于被富商控制的后果，但他们的政治敏感度确实比西方君主们高多了。战国时期，中国的统治者们就十分锐敏地认识到，不受专制政权控制的私营工商业乃是破坏自然经济、威胁封建专制“国本”的大敌，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同西欧封建专制政权的“重商主义”截然相反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理论和政策。他们希望把天下人尽量控制在无余财无余力的状态。后来的皇帝们更是知道如果“富商大贾富过王侯”，则意味着他们的政治垄断地位将受到挑战，所以中国多数朝代不允许独立的商人富过王侯，太富了就要“国有化”。
因此西方是经济支配的社会，而中国却是权力，或者从根源上说，是暴力支配的社会。西方的权力为经济发展服务，而在中国，权力是超越经济的，是指挥经济的。这是中国和西方社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
经济学家杨小凯说，私有财产制度是比民主政体更重要的现代社会的基石。西方社会私有财产权大于政治权力，所以我们从解剖经济关系入手，可以发现西方社会的一切秘密。当新的中产阶级的独立经济势力超过了政府的权力，就有能力进行造反，进行政治上的制度创新，这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关键。所以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然而，马克思的这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理在中国这片特殊的土地上就不准了。中国不可能出现商人造反，只有不断重复的农民起义。
因为以暴力为基础，中国的专制权力这个东西很神奇，它不能生产出一粒粮食，制造一匹布匹，但却可以支配一切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