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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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写道：“洪武初年，户一千六十五万有奇，口六千五十四万有奇。时甫脱战争，户口凋残，其寡宜也。弘治四年，则承平久矣，户口繁矣。乃户仅九百一十一万，视初年减一百五十四万矣；口仅五千三百二十八万，视初年减七百一十六万矣。”（《世宗嘉靖实录》卷一〇二）也就是说，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根据黄册户口数字的统计，人口已经达到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人。但到弘治四年（公元年）造册时的户口数目，人口反减至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历《明会典》卷九，《户口总数》）。按理，洪武年间兵革初息，弘治时则承平百年，加上贵州等边远地区都已经开始纳入户口统计，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这只能说明黄册制度已经失去效用。

    朱元璋制定黄册制度的目的之一，是使富户多承担赋税，从而减轻贫困家庭的负担，所以他将普通百姓为分“三等九则”。关于上、中、下户等的划分，因各地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别。富户除了正常税赋外，还要承担协助政府收税等任务，贫户的负担则十分轻减。

    但是到了明代中期之后，实际情形完全颠倒过来。基层官员们通过造册，大量营私舞弊，他们不按照实际情况录入人口、田产信息，通过转嫁，造成了穷人多交税役，富人逃避税役的现实。有实力能钻营的富户，在黄册上都被列为了“下则”贫户，而一些贫户却被无端编在了“上则”和“中则”之中。史学家顾炎武就说：

    夫审户者，原以分别贫富当差，为贫者便。而今曹邑数十年来，豪强户尽行花诡，尽逃上则；下户穷民置数十亩之地，从实开报，反蒙并户。县官耳目不及周至，贫者并，富者除，往往皆然……卑县（万历）三十三年到任之初，犹执前定户则以拘头役，其间家无寸土，糊口不足，叫号吁天者，比册中所戴中等户则也；其所称下下户者，皆富厚之家所支分节派而来也……（《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三九）朱元璋制定黄册制度，另一个重要目的是维持户口分类制度，防止人口自由流动。到明中期之后，这两个目标都完全落空了。

    永乐二年，左都御史陈瑛说：“以天下通计人民不下一千万户，官军不下二百万家。”

    然而到了正统五年，明朝控制力下降后，军户逃亡者居然达一百二十万人（《正统皇帝实录》）。卫所士兵远远不及规定，有的只有一半，有的不到十之二三（《大学衍义补》卷一一七，《严武备》）。

    更为严重的是，普通民户也开始大量逃亡。

    宣德时期（公元1426-1435年），江南太仓县的情况是：

    忱（指周忱，时为江南巡抚）尝以太仓一城之户口考之，洪武年间见丁授田十六亩，二十四年（公元1393年）黄册原额六十七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户；今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造册，止有一十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户。实又止有见户七百三十八户，其余又皆逃绝虚报之数。（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隆庆时期（公元1567-1572年），福建省福宁州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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