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第3/3页)
的树儿。”
美丽的面具被揭开，后面露出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这个流氓的卑劣、下流、凶残，比之他的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与他父亲的唯一区别，他不过是一个精通经典的流氓。这个道貌岸然的人，原来心底对人的生命并没有丝毫尊重，在他那冷酷的心灵中不生长同情、怜悯、爱这些高贵的品质。
在他的眼里，世人只分为可利用的和不可利用的两种，事物只分为有利于自己和不利于自己的两类。那些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在他心中还不如草芥。
从道德水平上讲，他并不比大明帝国范围内任何一个地痞流氓更高一点点。不幸的是，这样的人在中国式残酷竞争中常常是胜者。这些人一面愚弄天下，一面又野蛮践踏诚实的人所珍视的价值。他们标榜的是王道正义，实际上遵循的却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后世士人谈起成祖时代，最为痛惜的是天下正气又一番被摧挫。
明亡之后，许多士人把明朝之亡归于，人心在永乐之时即已倾颓。明末大儒顾炎武认为“洪武、永乐之间”为“世道升降之会”，是中国人性格发生扭曲的时代，的确是有识之见。明亡之日，殉国者尚不及“靖难”时殉建文者。后人李清在《南渡录》中说：“靖难以正气渐削，故酿为今日（明亡之日）狯猾之徒屈膝拜伪。”
第一十三节 鞭子底下出顺民
朱棣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残酷，并非完全是盛怒之下丧失理智的结果。就像流氓们残害他人并非仅仅是为了取乐，流氓们行凶，往往是炫示自己有加害于人的能力，从而获得别人的惧怕。在能够利用道德面具的时候，朱棣绝不会露出他的犬齿。然而，在雄辩和谎言遮挡不住的部位，他只剩了暴力这一种选择。极致的残酷能削减抵抗力，美国人对广岛和长崎的核屠杀引起了日本当局迅速的投降。一个更为人熟悉的例子，蒙古人的屠城使更多的城市不战而降。
不论怎么解释，怎么宣传，他篡位者的面目都无法遮掩，所以与那些认死理的儒臣们辩论，他注定是输家。在道义上被剥光了衣服的朱棣，最后的手段只能是屠杀。毫无节制的屠杀，有效地瓦解了反对者的势力，使更多的观望矜持乃至不满者迅速抛弃了犹豫、廉耻和义愤，无条件地站到了他的旗帜之下。事实上，除了被他杀掉的那些人，剩下的建文遗臣们为他卖起命来都是诚惶诚恐，竭尽全力。暴力能有效地巩固君主的统治。
如果朱棣读到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他一定会抚掌大笑，感叹英雄所见略同。马氏一针见血地指出：“君主进行斗争必须既像人又像兽”，“如有必要，君主应随时抛弃传统道德”，理由是“令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更安全”。
朱棣和建文帝的命运对比有力地证明了马氏结论的正确性，虽然马氏在写这本书时并不了解神秘的东方历史。建文帝确实宽厚仁慈。对大臣们，建文帝从来都是礼貌有加，温文尔雅。对百姓们，他不断减轻赋税，甚至还要实行井田，以平均田地，造福于民。结果在燕王大军节节南下的时候，各省居然没有一个官员率兵勤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