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第2/3页)
载一时之盛也。
可以说，上有朱元璋这样愚昧的专制者，下有海瑞这样甘于自虐的“清官”，才造成了中国社会滔滔不止的贪黩文化。吃着粗粮青菜，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过着城市贫民的生活，海瑞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他甘清贫如饴，清贫有助于他保持气节，而富贵温柔则是道德的陷阱。
海瑞从来没有反思过，开国之初的经济萧条与现在的经济繁荣不可同日而语，以那时的标准作为现在的俸禄是否现实？要求所有人都像他一样摒绝物欲是否可能？推崇中庸的中国文化其实总是在走极端。儒家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个相互对立的群体，宣称一个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为中国文化打下了偏激的底色。
凡事都被划为两极，中庸无处藏身。清官们的一丝不取与贪官们的毫无禁忌，其实也是相同文化基因上生长而成的两极。
“清官”现象，其实是贪黩文化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清官与贪官相辅相成，正如太极之一阴一阳，相互依存。正是清官的“至清”，才造成了贪官们的“至贪”。换句话说，做清官标准太高了，对人的要求太苛刻了，绝大多数人都达不到这个标准。达不到清官标准，那或多或少，就是个贪官，既然贪了，何不贪个痛痛快快？
清官在官场中是官员们的反面教材。做清官不仅物质上吃苦，精神上也要承担巨大的压力。每办一件事，海瑞都要严格遵守帝国规定，因而窒碍重重，举步维艰。同僚的讥笑、排挤、不合作，乡绅们的抵制、咒骂、上访甚至死亡威胁，这些都不算，就是在家里，母亲、妻子、亲戚也整日抱怨不已，虽然不敢明着指责他，然而，起码不给他好脸色看。因此，做清官，其实是在日日承受一种常人不能忍受的煎熬。
海瑞把这种煎熬当成了一种考验，一种磨炼，一种“超凡入圣”的必经之途。
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海瑞任淳安县令之后，都御史鄢懋（mào）卿巡行浙江。都御史是御史台长官，相当于纪检委书记，所到之处，接待的规格本来就很高。况且鄢氏平时即好排场，因此，各地官员在接待上都下了不少工夫。连吃喝带“土特产”，一个县没有千把银子下不来。
鄢氏所到之处，“监司郡邑诸吏膝行蒲服，跪上食。携妾偕行，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之。仪从煌赫，道路倾骇”。
鄢氏将过境淳安的消息传来，师爷愁眉紧锁。府员、道员到来你公事公办则还罢了，这一次来的可是部级干部，并且是都御史，如果把他得罪了，一个小小县令，官位立刻不保。
海瑞却不信那个邪，面对师爷的劝告，他不耐烦地说：“充军死罪，宁甘受，安可为此穿窬（yú，门窗边的小洞）举动耶！”即使充军杀头，也不做这样见不得人的事！
他告诉师爷，不必发愁，且看本县如何处置！
他的“处置”就是给鄢部长写了封信。信的大意是：接到您发来的公文，通知您将巡视我县。您在公文里说您“素性简朴，不喜承迎”，要各地接待上要简朴，不可铺张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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