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软硬（下） (第2/3页)
俘虏送回成都和叙州后，肯定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等于是雇佣他们的老板出钱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缓解成都的粮价压力。
“现在可能是好一些，不过说不定是饮毒药止渴啊。”穆谭却有不同的看法。
“饮鸩止渴。”任堂纠正道。
“嗯，就是这个意思。”
在工厂做工的人不生产粮食，但现在积极进工厂的人，除了女同秀才（这是出于减免聘金的目的），就是大批刚到成都的新移民。新移民抵达成都时有可能已经误了农时，身无长物也买不起任何生产工具，所以他们只能先在厂子里做工，同时调查周围的土地、河流，暗暗琢磨好自己要在哪里安家。等到了合适的的月份就辞工，倾其所有购置农具去开荒。
以前无论是从湖广来的人，还是贵州人、云南人，基本就是这个套路，而工厂里的工人空缺也总是由新来的人填补。在穆谭看来，这些陕西人和山西人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去年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拥有一点技术的工人很快就会陆续离开，新人填补上他们的岗位，然后花一年的时间教给他们手艺，等到明年，他们一样会在秋收后趁着粮价便宜购买半年的存粮和种子，开始经营他们自己的土地。
“今年是混过去了，但是明年就会有更多的土地，更多卖不出去的粮食；今年这批人就又会离开工厂，然后去开垦出更多的土地。”
穆谭并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任堂同样不知道。传统上应该劝农桑，但现在成都的情况相当反常，穆谭觉得可能就和刘晋戈说的一样，只有等成都拥有了几百万劳力，粮价才能稳定下来，而不会像现在这样大起大落——等一波波移民把所有的可耕地都占满了，才能趋向稳定，随着人口增加就会再次回归传统的精耕细作——而那怎么也是几十、上百年以后的事了，目前川西政府则会继续在粮价的颠簸中上下起伏。
为了消耗粮食，就需要更多的工人，要给光棍们说亲，让他们家里多一张嘴吃饭。现在成都和叙州的普遍看法是：如果不恢复实物纳税、不抛弃欠条制度的话（也不能考虑用银子替代，那个可能更糟，甚至无法靠大量印刷来缓解危机），那必须要以越来越快的频率发动战争，以推迟粮价崩溃、农民无法承担赋税的那一刻的到来。
这个理论模式是中央银行行长熊兰和税务局局长秦修采去年联合提出的。他们的模型非常简单，就是假设每年新到的男性人口都在第二年去开辟新田，而每个男性二十亩地，即使是粗放经营，产出大概也能够八个人吃的，即使大量养猪也无法降低到四个人以下。如果每年成都新增人口都是男性的话，就必须是去年人数的四倍，然后下一年又得再增长四倍，直到把所有能开垦的荒地都填平了才算度过危机。为了避免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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