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第3/3页)
、安于现状，而是有同心同德为之奋斗的襟怀；更需要百废待兴、人心思治的社会条件。
唐太宗有这种精神，他的臣子有这种襟怀，他的国家有这种条件，万物皆备于他，从而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实现。
求治，在唐太宗登基之初，就被置为头等大事。“每思治道，至深夜方寝。”但是否能达到治，他心里惶惶然，没个数，感叹：“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由此，他发起了一场讨论，要求群臣各抒己见。有见地的意见不胜枚举，而魏微和封德彝的争论，成了两种直指要害的代表性思路。
魏微认为：“大乱之后，不是难治。而是易治。因为天下久安，民众趋于骄佚，骄佚则难以教化；而经战乱，民众愁苦，愁苦则容易教化。这犹如饥者思食物，渴者思饮水。”
封德彝非议魏微的说法：“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人心越来越奸讹，故而秦朝用法律，汉朝王道霸道相杂，这都是人心不能教化的原因。魏微是书生，不识时务。若信r他的话，国家必败。”
魏微反驳道：“古代大乱之后而大治的例子比比皆是。若是说古人纯朴，人心渐渐奸讹，岂不是到今天，都变成了鬼吗？人主还怎治理！”
争论的结果，是唐太宗站到了魏微一边，并以“大乱之后易大治”的思想为指导，进人了探索求治的历程。
教化民众，首先得让民众能安居乐业，不要再断了生计，被迫为盗。故而，唐太宗反对用重刑来“止盗”，而是提出了去奢省费，轻摇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四项方针，改善社会秩序。四项方针的贯彻是有效的，“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
唐太宗深知，凡事都有“本”，即根本之处，治国应从根本人手。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
国以人为本，是大政；人以衣食为本，是实事。唐太宗以大政指导实事，全面推出了提高民众生活质量的措施。他根据战乱之后人口稀少，无主荒地大童存在的情况，重新制定了均田制，尽可能使人人有田，同时鼓励农民开垦荒地‘1在均田制的基础上，他又制定了减轻民众负担并能够接受的租庸调法。在这二项基本政策上，他劝课农桑，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告诫地方官不得扰民，以不违农时。此外，还大力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人日繁衍，增加劳动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在唐太宗的一系列利农政策出台后，不仅使自隋末以来的衰破现象得到了改变，且迎来了许多年的大丰收景象，迎来了政清国晏的局面。
贞观四年(公元品O年)，“是岁，天下大捻，流散者咸归乡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四年)
“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稳，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辄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二钱。”(《通典》卷七)
米价是民众实际生活最直接的指标，米价稳定地大幅度持续下跌，是唐太宗大治天下最有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