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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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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0章 (第1/3页)



      证圣元年(公元695年),武则天命九品以上文武官员上言论时政得失,刘知几上表论了多事,言语相当激烈。时武则天为了将唐朝的政治旧基础改造为她的新基础,用滥施官爵和收紧法网双管齐下,使大批士人为此断送了性命。刘知几痛感于怀,写了《思慎赋》,予以讥刺。在文坛以“苏、李”并称的苏味道、李娇见后大为惊奇,直呼:“陆机《豪士》所不及!”

      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喜欢并擅长文学的刘知几,在晋升后,被转人了官修史书的领域。他官职几变,一变为左史,二变为凤阁舍人,三变为太子中允,然一直兼修国史(唐朝史)。

      唐朝官方修史,属于国家政治大事之一,君主极其重视。然任何事情都有个度,否则便过犹不及。由于君主的重视,从而常将多名宰相、大臣派去监修国史。时武则天派在史馆的监修官的阵容是:侍中韦巨源、纪处呐、中书令杨再思、兵部尚书宗楚客以及中书侍郎萧至忠。然这么多人领导,不仅没有收到预期的政府全力支持的效果,反而衍生出种种弊端,致使费时费力,却不能如期完成国史的编纂。而萧至忠不仅不寻找监修班子的原因,反而责怪一直在辛勤笔耕的刘知几,说他没尽到责任。刘知几一气之下,提出了辞呈,并上书萧至忠,详细地分析了官修国史的问题。

      这道上书,虽夹杂着刘知几的一些个人意气,然公允而言,绝不失为一篇总结官修国史问题的杰作。他说了五个问题,大意如下:一是古代国史都出于一人之手,如左丘明修《春秋》,司马迁修《史记》。到了东汉大集群儒,开始官修国史,但各以为是,致使长年累月修不出一部史。二是汉代修史的资料来源,有从下而上的一套合理的程序,由此史官得以写出记事丰富的史书。而到了近代,史官要自寻资料,又缺乏其他部门的配合,故而难以写出像样的史书。三是古代修史全部公开,以示公正。近代史馆,为防止人情干扰,严加保密。而现在的史馆,人多嘴杂,实在无密可保,致使史官畏惧人情而不敢秉笔直书。四是古代修史提倡惩恶劝善,有良史之道。而今监修官太多,十羊九牧,莫衷一是,又没是非标准,以致史官无所适从。五是设置监修官当有负责之实,如何定体例,如何作分配,如何来撰写,如今却一无所有,只能让史官虚度时日。

      刘知几的论述,道出了官修国史难以成功的实质。然他的直言无忌,触怒了宗楚客、他对史官们说:“此人这般说话,到底想将我置于何地!”相比之下,还是萧至忠顾全大局一些,认为刘知几史才难得,不准他辞职,强留他在史馆。

      人虽留在了史馆,可刘知几的主张,根本不为监修官们所认可。在无奈的境况下,他一边敷衍着修史的工作,一边将业余时间全用在了《史通》的修撰上。完全可以说,正是官修国史问题上的遗憾,才得以促成这部伟大的史评专著的诞生,否则,历史界将生出另一种遗憾。

      在《史通》完成后,在史才上很自负的刘知儿,仍然感到很大的失落,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没人能理解他。从而他将修撰国史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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