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第2/3页)
的议论；各机关长官的奏事，御史弹劝百官的奏文，应当公开，以此杜绝大臣惑君、小臣进谗言的途径。唐玄宗同意了宋璟的主张，然作一r一个补充规定，说是特别秘密的事除外，从而留下了一个伏笔。
除了开明之外，宋璟还在宫场中提倡朴实的作风。他在广州施有惠政，在他当了宰相后，广州官民为他竖立了遗爱碑。然宋璟对唐玄宗说：“我在广州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绩，现我职位显达，他们便来馅诀，请从我开始革除此风。”唐玄宗为此签发了一道诏书，严令全国刹除立碑之风。
宋璟虽拒绝了官民为他所立的遗爱碑，然他的政绩却是有口皆碑。他继姚崇之后、以萧规曹随的精神，把“开元之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与姚崇一样，宋璟为相也是四年。最后，也是在唐玄宗认为宋璟完成了使命后，以阻压有罪者上诉以及恶钱泛滥二事，罢了他的相职。
史家对姚、宋相随，促成“开元之治”，中肯地评价道：姚祟善于应变，宋璟善于守法，二人秉性相异，却同归于道，齐心辅弼，以成大治。
细说隋唐47：开天盛世
开天盛世，是指以“开元之治”为基础，而以开元、天宝两个时期为时空范围的大盛世，其包括了整个唐玄宗时代。
大诗人杜甫在回忆开元盛世时，通过《忆昔》一诗说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票米白，公私仓康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执鲁编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
户口的多少，在以农为本的社会中，决定着生产力的高低，也决定着赋税的收人，总之，决定着国力强弱的程度。开元、天宝时的户口数，在政府人口政策的支持下，在社会秩序安定的保障下，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比唐初有了一个大发展：
开元、天宝时期，共有过六次全国性的户口统计，其具体数字如下：
第一次，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7069565户，41409712口。
第二次，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7861236户，45431265口
第三次，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8412871户，48143690口。
第四次，天宝二年(公元743年)，8525763户，48909800口。
第五次，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9069514户，52880488口。
第六次，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8914709户，52919309口。
唐初为38万户，按天宝末8914709户计算，户数增加了二十多倍。
大量的人口，产生了大量的劳动力，大量的劳动力，开垦出了大量的耕地。据元镇说，当时四海之内，高山绝壑，到处可见耕作的景象。(《元次山集》卷七《问进士》)又据史学家汪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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