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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第1/3页)
时唐宪宗正锐意改革积弊,这些举人的言辞很是与时势相吻合,因此实际主持考试的吏部侍郎杨砖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将他们全都署为上第。唐宪宗在接到奏报后,当即表示了满意的态度,并关照中书省在给他们放官时,给予优先的考虑。
然而宰相李吉甫却怀疑,举人是得到了他的政敌的暗中支持,通过制举来对他进行攻击,从而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状态,到唐宪宗面前哭诉,说这场制举的最后复核人是翰林学士裴泊、王涯,而皇甫,t是王涯的外甥,然王涯事先没有请求回避,裴泊也明知不说。
经李吉甫如此一说,事情的性质起了根本的变化,在唐宪宗的眼里,那些慷慨激昂的举人的背后,原来竟有朝臣在操纵、在询私,由此这场制举明显带上了科场舞弊的性质。为追究科场舞弊,他不得不将这些他原本极为看好的举人忍痛割爱,并惩罚那些与此有关的考官。
结果,裴泊、王涯受到了降职的处分,杨放陵、韦贯之被贬为外官。牛僧孺、李宗阂、皇甫提等人被改署落第,并多年不得仕进。
以此事件为标志,从此拉开了以牛僧孺、李宗阂为首的牛党,与以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为首的李党,历经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六朝,相互之间斗争的序幕,史称“牛李党争”,又称“朋党之争’‘。
牛僧孺,字思黯,安定鹑机(今甘肃灵台)人,为隋朝宰相牛弘的后裔。李宗阂,字损之,为唐高祖之子郑王李元巍的后裔。二人幼、少年时,均家道中衰,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同科进士及第。此外,牛党的另外一些骨干,如杨嗣复等人,也多是进士出身。史家据此,将牛党定为进士出身的庶族势力的代表。
李德裕,字文饶,赵郡<今河北赵县)人。自幼心怀壮志,苦心奋学,然极其厌恶科举,从门荫之道人仕。此外,李党的主要成员,如郑覃等人,多是关东著名士族的后代,皆凭着门荫人仕,重门第,重儒家经学二史家据此,将李党定为门阀士族势力的代表。
牛李党争,争的是意气,以私愤相互排斥,毫无余地地极力排斥。李党执政,牛党必卷铺盖走人;牛党主朝,李党必被逐出中央。然在争意气之中,确也夹杂着他们对治国之道的不同主张。
平心而论,不管是牛党,还是李党,都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情结,并在他们各自人朝主政期间,对打击藩镇割据,提高中央集权;对清除边患,保持国土安宁;对抑制宦官,加强朝臣地位;对改革弊端,调整国家状况等等,均有各自的建树。然就其态度而言,李党强硬,牛党婉和,由此李党的功业较为辉煌,牛党的事迹较为晦暗。
从而,史家在评论两党功过时,多倾向于同情李党,对牛党则多有非辞。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剧烈争斗,给历朝政治蒙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使饱经患难的朝廷雪上加霜。
自制举一案之后,牛僧孺、李宗阂长期遭到压制,进不得正途,只能在藩镇处当幕僚。直到李吉甫亡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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