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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节 中庸 (第1/3页)
今天下午苏大夫需要去见几个重要人物,这些商人的钱和他们手下的选票对全省的政局来说可能无足重轻,但却是府议院争衡的重要砝码。
在广州政坛挣扎数年后,苏大夫和其他政界人物一样,视妥协为生存法宝,这个词在短短几年里就完全洗净了身上携带的贬损含义。根据广州现行的法律,每个人都可以将他月收入的百分之一捐献给他愿意支持的政界人物,所以从理论上来说,能够提供最多选票的人群同样也能提供最大的资金来源。可这仅仅是理论,因为收入低的人不会捐一分钱给政界人物,虽然现在他们不再单纯希望竞选者花钱买走他们手中的选票,但他们确实是要用这来交换好处的;真正能够提供资金的只有党派和有钱人——在广州城内这就是商人的同义词。但是商人大多把钱贡献给党派和省议会,他们慷慨地把大笔的钱花在几大党中央、省卿院和总督府身上,就算没有花光法律许可的百分之一份额也所剩无几。剩下的一点点份额周围,盘旋着比秃鹫还要多、还要凶狠的府、县政界人物。这激烈的竞争常常导致人做出不明智的许诺,苏大夫看见过很多同行向商人许下了远超他能力范围的诺言,拿到了钱,但是激怒了选民输掉了选举。苏大夫一点儿也不同情他们,正是这种二百五让他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恶劣,而蠢货是无法斩尽杀绝的,当前一批人被淘汰后,更多的新人会填补上他们的位置,幸好现在商人们精明了很多,他们在白白损失了大批的钱以后,学会不仅要关心政客的诺言,还要关心他们实践诺言的能力。经费和选票,苏大夫行走在两者之间的钢丝绳上,现在他已经把妥协理解为中庸。
冯氏皮革行在广州的分厂刚刚成立没有多久,分厂的掌柜笑盈盈地在门口迎接苏大夫,称他的大驾光临让这个新厂蓬荜生辉——他也是皮革行的一个股东,在广州拥有全权。私下来说,苏大夫也和这位混得很熟了,平均每个月都能喝上几次酒。根据苏大夫幕僚的了解,这个厂的份额还有富裕,还能捐献出一笔钱来,虽然苏大夫不指望他们把所有的钱都捐献给国民党,也不指望对方将打算捐给广州国民党议员的钱都给自己,但是他希望至少能分到其中一部分。
这不是私人关系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苏大夫也肩负有党交给他的任务,现在他总是争取一箭双雕,力求为自己争取经费的同时完成党派下来的事情,这样还能从党部那边讨到一部分经费——以前苏大夫总听说什么政党就像是一个师门,只要进去了就要跟着师门混,不问是非好坏地给师门壮声色,而师门也会罩着你、提拔你。但加入国民党后苏大夫才意识到以前那些传闻都是胡说八道,党派就是一个大商会,里面完全是赤裸裸的买卖和交易,政党用政界的前途诱惑你,按着一分钱、一分货的原则购买你的劳动和效力,根据你的成绩发奖金——而党派拥有的会计和精通算学的幕僚最多,没有谁能算计得过党魁,只有被算计的份。
和其他涉及军火制造的商人一样,广东冯氏皮革行的愿望是自相矛盾的,他希望广东政府和议院购买更多的武器,但是他们希望能够少征志愿兵,因为随着志愿兵不断被征用到军队去,工人变得越来越昂贵。以前有军火商联名请求国民党提议:因为军火厂是为国效力,所以应该提供优惠和补贴来保证军火商的劳力,比如立法禁止招募具有军火厂工人为士兵。
国民党当然不敢提出这种议题,如果提出这样的议案就会激怒其他行业、地主,虽然吕党魁很想要军火商的钱,但是他不认为有谁敢明目张胆地挑战现行商法中的商业平等原则。
“我们可是为国效力啊,”说起三大党都拒绝了军火商的要求,冯氏皮革行的这位股东犹自愤愤不平:“是在为国效力!”
“国家并没有要求你们效力,”苏大夫以朋友的身份取笑道:“国家是在花钱买你们的效力。”
“花我们的钱!”军火商指出他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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