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9章 (第3/3页)
两年前，他跟芜湖郊区政府联营办了一个瓜子厂，他看不懂按会计制度制作的规范账目，于是企业里的财务自然是一本糊涂账。
“年广九的案子一直拖到了今年才结，最终认定他虽然账目不清，却并不构成贪污和挪用，不过，法院最终还是以流氓罪判处他有期徒刑两年。”范婷有些感慨地说道。
事实上，私营企业在之前就已经遍地开花，只不过规模大小不同，盈利能力不同，但是这些私营企业在一创办的时候，就爆发出很大的活力。
为自己干活儿跟为公家干活儿的推动力是截然不同的，无私的人毕竟不多，大量的私营企业开始挤占国有企业的资源、市场、甚至是人工，给死气沉沉的国企雪上加霜，处境更加艰难。
但是私营企业有一个先天的致命缺陷，就是它的地位合法性尚未得到明确，试试看这三个字的说法很有讲究，如果上面觉得好，那就没问题，如果上面觉得不好。那随时都可以把你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来自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使很多私营老板产生极大的恐慌心，当时距离文革结束还不太远，人们仍然对十多年前的极左年代记忆深刻。一段时期内，一些地方地个体工商户申请停业或自行歇业，成了社会的一个热点话题。由于大环境很紧张，没有人愿意来私营企业工作，即使像PCFANS俱乐部这样的大公司也几乎招不到一个人。
“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地地位一天不解决，这种倒春寒现象就一天不能杜绝。”范无病抚着额头说道。“对于一个希望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民族复兴经济腾飞的大国，中国的政策面必须保持一个稳定持久的方向，我们不能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甚至是把网烧掉或把船凿沉，这都是非常有害的行为。”
“为了避免受到更大的冲击，很多私营企业主都把工厂的所有权交给集体了。”范婷接着说道，“这在当时基本上已经成为一种避祸的手段。比如说山东临沂地王廷江。他突然宣布把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家业，价值四百二十万元的白瓷厂和一百八十万元的资金无偿捐献给村集体，同时，还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在捐献财产的两个月后，他当上了村委会主任，接着又当选全国劳动模范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跟王廷江很相似的还有江苏宜兴的蒋锡培，他也把自己投资一百八十万元地电缆工厂所有权送给了集体，由此获得了集体所有制企业地红帽子。”
“呵呵----”范无病苦笑无语。
事实上在当时私营经济最发达的广东，出现了一次企业家外逃的小高潮。除了最知名的万宝邓韶深之外，还有深圳金海有机玻璃公司的胡春保、佛山中宝德有色金属公司的余振国等。根据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到一九九零年三月为止，广东全省共有两百多名厂长经理外逃，携款额为一亿八千万元。
“如果我们不是因为你弄了个港资与美资的帽子戴着。恐怕也得走这一条路了。”范婷最后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