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4章 (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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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城镇个体劳动者就从十五万人增加到了将近一百五十万人，到一九八一年底，全国城镇个体工商户发展到一百八十五万户，从业人员两百三十万人。
十三大之后，对私有经济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是私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非公经济的规模逐步扩大，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出现了私营经济，乡镇企业也开始发展，在以后的发展中，这些乡镇企业又大多转变成了私人经济，构成了中国非公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九零年之后发生的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对非公经济的发展则是一个打击。这段时期，通货膨胀、治理整顿、社会稳定、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演变等等成为政府报告和社会舆论中的主题话语，为非公经济的发展套上了可怕的思想禁锢，大量的民间资本撤出市场，私人企业家人心惶惶，而国外敌对势力实行了经济封锁，大量外资不敢进入中国市场，甚至现有资金也流向国外，中国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出现了大幅下滑。
从中国非公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来看，这一时期处在曲折徘徊的阶段。
九二年邓公南巡讲话，澄清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清除了思想上关于姓资姓社的障碍。非公经济的发展重新成为热议的主要话题，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以立法形式确定下来，民营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被接受。
到去年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达二十四万家，从业人员将近四百万人，其他有关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如注册资金、工业产值等也创历史最高水平。
市场经济、竞争、多种所有制、下海、开发区、房地产、股份制、拍卖、政企分开、改制等等词语成为社会上热门话题。
由于市场经济目标的建立和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和重要，非公经济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开始凸显出来，如何正确处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如何克服人们的担忧，如何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以家族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如何实行现代化改造，如何摆脱姓公姓私的思想困惑，这些问题又成了非公经济发展的新障碍。
范无病刚好又站在了这个历史的风口浪尖儿上，幸运的是，他知道历史的走向。
政府对于公私之争的问题，是非常慎重的，即明了非公经济对于国民经济整体的重要意义，又不能不顾及大多数人由于长期以来受意识形态影响，对于非公经济的思想抵触，因此这个定位问题不宜过早，而是希望让事实说话，让大家看到原来社会主义经济中，也是可以有非公经济的，而且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但是要实现这一个目标，就需要拿出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来，总体而言，在不平等的制度约束之下，非公经济是很难同国企展开竞争的，除非是给它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