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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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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60章 (第3/3页)

性空间。因此,成功的运作就意味着穿越缝隙和扭曲规则。然而问题的实质却在于,为什么这些程序或规则可以被穿越和扭曲?”范无病对范亨说道,“在国内目前存在的大部分政策和法规中,它只提出笼统而含糊的目标,对实现这种目标的手段只提出相当原则性的要求,比如说在原则上要如何、要考虑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等,这些都是粗疏化体制运行的典型特征。在实施的层面上,其程序化和规则化程度很低,执行者具有较大的随机处置空间,这就是运作的基础,也是形成腐败的基本要素。”

    范亨听了之后,就拿了个本子记了记,然后对范无病说道,“你这种说法比较有新意,而且很尖锐,我应该记下来,然后写到专著里面去,作为谈反腐败的一种直接观点来进行阐述。”

    当然事情还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由于利益的驱动,保护甚至拓展暗箱操作的灰色制度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自觉行动。

    在有关腐败研究中,有人发现这样一种新的趋势,由利益寻租到有意设租。

    所谓设租,就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权力的服务对象设置关卡与障碍,向相关人员和机构直接收取或间接逼其交纳通向正当权利和利益的过路费。

    而这种设租的过程,有许多就是通过拓展制度的灰色空间实现的。

    相反,一些可以从根本上缩小制度灰色空间、杜绝暗箱操作的举措,如权力行使的程序化、公开化等,在改革中一直踟蹰不前。甚至还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特殊利益群体通过将上述可能的改革措施敏感化的方式,来抵制类似的改革,以保护甚至扩大制度的灰色空间和其暗箱操作所需要的制度条件。

    比如在国企改革中,他们要努力推动国有资产出售,但却对国有资产出售程序的规范化不感兴趣,甚至暗示人们规范化的不可能性,更有甚者是将国有资产出售过程神秘化和保密化。

    “其实从根本上来说,暗箱操作存在的基础,就是神秘化的权力模式。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一般的公务,一般的经济社会生活数据,往往成为一般民众不得与闻的秘密,党政机关不是民众可以自由进出的场所,反而成为戒备森严的军事重地,这几乎是一种常态现象。在文革期间,权力的神秘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时运作社会生活靠的就是每年几十或几百个中央文件。而这些文件几乎全部是只允许传达到某某级的机密。”范无病干脆敞开了说话,一吐为快,“在二十多年改革过程中,权力神秘化的程度有所改变,但基本的权力模式却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在这样的权力模式之下,权力的暗箱操作几乎是必然的。虽然权力的运行有着种种的内部规则和程序,但政务活动的高度神秘化,必然会使抑制权力暗箱操作的因素失去足够的力量。”

    范无病和范亨在屋子里面讨论腐败和暗箱操作的根源问题,宋晴就进来了,坐了一会儿,听他们父子俩谈得非常投入,就给他们倒了杯茶水,然后坐在旁边儿继续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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