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0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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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自一九九一年费正清去世之后，西方主流世界再没有出现第二个客观而清醒地了解中国的观察家。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经济活力的一个标志就是，几乎每隔几年，中外经济学家们就不得不换一套思路，采用新的语言或概念，来描述分析中国新的经济现象。

    中国经济的命运，正是在这些框架与概念的转换中，慢慢脱胎换骨，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共同语言日益投机，渐而接轨上路。

    最近几天，《纽约时报》采访曾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约翰加尔布雷斯，请他谈谈未来的中美关系。九十四岁的约翰加尔布雷斯刚刚从另一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国家印度归来，他用敬畏的口吻说，在中国，我一半的知识是错的，另一半是没有用的。

    对于中国，他说他们对中国的很多预言都仅仅是一己的猜想。

    WTO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持续而漫长的过程，在渐进式变革的中国，从来没有一种变化是旦夕生成的。

    事实上，开始于三年前的国退民进就是应对这一变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国有资本集团的进退和重组无一不是根据WTO的市场开放时间表来制定的。

    对于中国的一些事情，即便是全球第一CEO通用公司的韦尔奇也对此非常不解。今年在他临退休前，当有记者问及他对中国市场的看法时，韦尔奇说，他十年来一直往那儿跑，而他每次到那儿，都会笑话自己上次来时知道的那么少。那个地方这么大，这么复杂。他搞不懂，真的搞不懂，这也许是他要退休的原因，因为该由别人把它搞懂。

    通用电气在中国的转机发生在他的继任者伊梅尔特手上，他将投资重点从民用产品转移到了技术含量更高的基础工程上，通用电气的工业照明、医疗设备、燃气轮机、风机、水电发电设备、飞机发动机、工业性集团的电力输送等项目投资都在中国获得很好的回报，这些领域绝大多数是民营资本的禁入地带。

    还有一个非同寻常的信号，就是今年十月，中国首次允许外资介入不良资产处置，在第一次招标会上，摩根士丹利独家获得价值一百零八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包，这些不良资产分布在全国十八个省市，涉及地产、纺织、冶金、医药等行业的两百五十四个公司和工厂，其中绝大多数为国有企业。

    很显然，这些不良资产是国退民进战略产生的剩余价值，摩根士丹利分享中国企业海内外融资的巨大利润的同时，也遭到无数同行的羡慕和嫉妒，实际上中国资本市场的准入并没有法律的硬性限制性规定，实质性的门槛儿在于政策审批红线。像当年大多数合资企业一样，只不过资本市场的开放更敏感更谨慎一些。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就是跨国企业的独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外资办厂都要在国内有一个合资的伙伴，比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在各地的罐装厂都必须与国营粮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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