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3/3页)
颂歌。我一心扑在乒乓球事业上，每届比赛要拿更多的冠军，为国争光，为亲手打碎“东亚病夫”耻辱的招牌而努力。她非常理解我事业上的艰难，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巨大的劳动，要耗去大部分的业余时间；我也理解她在钢琴事业上若取得出色的成绩，也要和我一样，做出许多牺牲。因此我俩极少有花前月下的美好时光，总是互相鼓励，以事业为重，相爱三四年连结婚的事都不曾想过。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成了“保皇派”，讲了些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话，被说成是黑尖子、修正主义苗子，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世界比赛也不让参加了，整天写检查，有时去农村参加劳动，根本不能去练习乒乓球。这时，我的心情很灰暗，为国争光的想法已经枯萎，年纪已经二十七岁，是否能结婚呢？
在一次我们去农村参加劳动回来后，我见到了鲍蕙荞，她的心情和我一样，钢琴被批判成大、洋、古，许多国外名曲、作品不能练习，更不能演出，又怎能参加国际比赛为国争光呢？她同情地瞅着我，我走到她跟前，悄悄地对她郑重地说：
“蕙荞，过去咱们不结婚是为了事业，现在咱们的事业在哪里，全让革命！给冲了，再这样拖下去还有什么意义？你还比我大十几天，快二十八岁了，咱们就结婚吧！”
她泪花闪闪地点点头，“嗯”了一声。
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人人都在提心吊胆、审时度势、规行矩步地安排自己的清贫生活，小有平静就是很好的天时了，事情都要选择这种时刻来急办。路漫漫、黑茫茫，谁也保不住一夜之间又会降临什么样的灾和祸。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正是北京最阴冷的三九天，在中央音乐学院一间十六平方米的宿舍里，我们结了婚。按理说，世界冠军和女钢琴家的金玉良缘应该是美满、幸福和欢庆的。但那个时候却是阴森和恐怖洒满人间，每个人就像落地的一片枯叶，被大风扬起，又被抛到汹涌的海浪中沉浮着，哪有真正的欢乐？
新婚不久，五月十二日“中央”来了个“通知”，内容是：
“国家体委是叛徒刘少奇，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等人，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
当天晚上，体委来了一些人，把我抓走，还抄了我的家。他们让我交待的“罪行”是，如何反对党的三面红旗的，骨子里是如何反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我被剃成阴阳头，被殴打和游斗。甚至有的人竟扬言，要打断我的右手，看我还怎么拿世界冠军！
没过几日，鲍蕙荞也被她们学校的“革命派”抓了起来，要她与我划清界限，揭发、交待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那时，她已有三个月的身孕，可她始终对审查的人说：“我了解他，他可能说错话，但他绝不反对毛主席、共产党！”
……
在敦子小姐的房间里，我开始回忆起和鲍蕙荞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