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第20章 (第1/3页)

中国乒坛宿将，曾连续三届获得世乒赛男子单打冠军。1971年开展“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两国友好的大门。1973-1976年任国家体委主任，后任北京市少年宫乒乓球教练。

      佐佐木敦子，1944年生于沈阳，后返回日本。1987年，加入中国国籍，并与庄则栋结婚。

      我最依赖、最离不开的他——庄则栋先生走了。他走的时候还那么年轻，才刚刚73岁。结婚后，他管外，我主内。他离开之后这一年多，所有内外事均需我一个人来挑。《庄则栋自述》一书，是庄先生在癌症晚期生命微弱之时，断断续续完成的。他走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整理书稿，最终出版了。从1987年开始，庄先生组织了“庄则栋杯”全国青少年乒乓球邀请赛，每年一次。他去世后，我要筹集资金确保比赛正常举行。经历了这些事，我才知道世事艰难。为了壮胆，每次外出时，我总会在提包里装上庄先生的头发做伴。

      对我来说，继续活在这世上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希望能尽全力，完成庄先生的所有未竟之愿。

      相识，排除万难见到庄先生

      关于我和庄先生的相识，网络上流传着很多版本，甚至有人说我是1971年中国代表团参加日本名古屋世乒赛时的翻译，其实不是的。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迷，但我这个“粉丝”也的确不太一样。

      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的父亲原来在中国东北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援华专家留下来，被派到西北兽医研究所。我在中国读完了高中，毕业后又在兰州第一毛纺厂当了两年工人。1962年，父亲患直肠癌去世。1967年，母亲带着我们兄妹6个（我是老三）回了老家日本岛根县。

      在中国，我都是说中文，只有回到家和母亲说话时才用日语。回到日本之后，我虽然顺利在一家贸易公司找到工作，但根本听不太懂同事们说话，只好重新学。周围人也都知道我们是“从红色中国来的”，接触起来总有些小心翼翼。可以说，我们的生活并不能够百分之百融入日本社会，可能兄弟姐妹中最难融入的就是我，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固执，总是怀念以前在中国的时候。

      因此，1971年，听说中国乒乓球队到日本，我心里就特别想去见他们，排除万难也要去见。从我内心的感受来说，就是一种要去见亲人的感觉。

      我找了一个女伴陪我一起坐了七八个小时的卧铺车到了名古屋，下了火车就直奔中国代表团驻地。但接待组的人劝我说，他们就快比赛了，比较紧张，你还是回去吧，一个星期以后比赛结束再来。那一次，我无功而返，还花了将近1个月的工资。

      一周之后，我又去了。刚好，代表团的领导在开会，没空见我们，又不想冷落了日本友人。团长就跟庄先生说：“小庄，你替我们去看看那两个姑娘。”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庄先生，他很高大，说话很有礼貌。我们聊了大概10分钟，就是互相介绍，说了些表示“希望能为中日交流做贡献”之类的话。庄先生送了我一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