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第2/3页)
必须指出的是，经济整肃让民营经济遭受第一次寒流，大大延缓了它的成长势头，特别是先发的浙商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承受巨大的冲击和压力。很多年后，有记者问任仲夷：“主政广东工作期间有无失误？”任坦言，“人哪能没有失误，1982年差点过不了关。”
“过不了关”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华南地区走私蔚然成风。当时不少县市的走私出现了“渔民不大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一窝蜂地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的现象。很难有确切的数据证明这些走私到底涉及多大的商品流通量和走私金额，不过，它确实是很多人的原始积累的方式。通过这种非法、不无血腥的“公众走私运动”，华南（包括福建南部的潮汕地区和浙江南部沿海的温州、台州地区）率先取得了企业发展的资金和产品流，不少后来创办了工厂的企业家在当时都有“逃港”和走私的经历。针对这以现状，1982年1月，中央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严打走私贩私活。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问题。胡耀邦总书记主持会议、会议气氛及其严肃，对走私的研究很快转变成对开放的批判，会上有人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还有人说：“宁可让经济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主政广东的任仲夷在压力下被迫写了平生的第一张检讨书，然而，他仍然提出“排污不排外”，已经推行的开放政策不能收回。他的一时坚持，守住了特区开放的阵地。不久后，广东出台新的地方法规，把开放持续推进。深圳开始向香港和澳门商人发放多次出入境的证件，免除了进出关的麻烦，同时允许外资工厂拥有聘用和解雇工厂的权利。特区的土地租赁也走向制度化，每平方米的工业用地年租金为10—30元人民币，商业用地的年租金为70—300元人民币，平均比香港低了90%左右。《南华早报》在社论中说，“这是让所有香港商人梦寐以求的。”而美国的《商业周刊》则评论，“广东省的政策表明，自1949年以来，外国人第一次被允许在中国长期租用土地，自定工资和解雇工人。”似乎是为了呼应任仲夷的开放决心，这年10月，蛇口开发区主任袁庚让手下做了一块很大的标语板，树在工业区管委会的门口，上面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话在一开始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很快它成了中国改革的一个经典。
新政策的出台及任、袁等地方官员的开明，使得香港商人成为第一批投资大陆的外来资本群体。《经济学人》在一篇观察稿中写道：“在深圳投资的客商十有八九是从大陆移居香港或者澳门的中国人，他们比西方投资者更容易适应中国模糊的法律。考虑到香港的前景，他们中的许多人把在这块地方的投资当作赌博……然而这些华人投资者仍旧小心谨慎。深圳将近70%的外资投资都集中在办公楼、宾馆以及其他旅游设施上，仅仅只有7.3%是投资于工业项目。”
与香港人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