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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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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0章 (第1/3页)



    面对流通环节的活跃和“混乱”的现象,中央政府陷入两难。

    一方面,“倒爷”和形形色色的民间贸易公司搅乱了商品流通的计划体系,造成乱涨价和通货膨胀。所以,在这一年里,北京为此一再下文,7月,国务院和中纪委联合下发《紧急通知》,严厉要求“坚决制止乱涨价、乱摊派两股歪风”。10月,这两个机构又下发《通知》,要求“坚决制止农村生产资料供应中的违法乱纪活动”。这两个《通知》在客观上取得的效果是,对于有背景“倒爷”来说,虽有威慑却根本无法禁止,对于那些“老实听话”的国营企业来说,使得他们不敢自作主张,龟缩到计划体制的框框内。新创刊的《经济参考》便在7月22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耐人寻味的新闻:上海第五钢铁厂向镇江冶炼厂采购了一批钼钢,后者要求价格比国家定价高28%,并称如果五厂不能介绍,自有其他钢厂愿意接受这个价格要货。五厂没有办法只好按此采购,而自己在销售钢材的时候也被迫“涨价”。被指“乱涨价”的镇江厂也自有难处,如果按国家定价,则必亏无疑,因此涨价也是迫不得已。这一新闻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刚性的计划定价已经在日渐市场化的环境中陷入结构性困局。

    另一方面,松动价格管制、开放部分商品的定价权已成为大势所趋。在此之前,全中国所有的商品,从大型机械到针头线脑,都是由国家计划定价的,任何企业不得有一点的自主权。这种状况显然无法维持,因此,国家不得不开始逐步放开了小商品的价格,同时还允许同类产品有5%—15%的“质量差价”,那些被授予金质、银质奖的优质产品还有另外更大的定价空间,其中,金质奖产品加价不超过15%,银质奖不超过10%,优质产品不超过5%。

    小商品价格的放开与松动,为货物的流通和民营企业的崛起带来了可能性。在以后的描述中,你将看到,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的出现与小商品的流通与制造密切相关,正是在这些不起眼的、为大中型国营企业不屑一顾的领域里,精灵般活跃的民间资本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

    现在,我们就要把目光转移到浙江中部和南部的一些穷乡僻壤。日后的人们很难想象,为什么在那些不通铁路、没有工厂、资源匮乏、知识素质也不高的地方,会孕生出中国商品的集散地。

    在1980年之前,很少有人知道义乌这个小县城,它地处浙中盆地,三面环山,狭窄的街巷,低矮的木屋,全县28万劳动力,剩余劳力达15万人,人均年收入88元。近百年来,义乌最出名的是“敲糖换毛”,这里生产红糖,同时土地贫瘠,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地方有鸡毛肥田的习惯,俗称“塞毛”,为了收集鸡毛,农民们便于冬春农闲季节肩挑糖货担,手摇拨浪鼓,走村串乡“敲糖换毛”。为了多点收益,糖担里每每会放一些妇女所需的阵线脂粉、笄网木梳。这群“敲糖帮”大概有万把人,百年未绝,成了浙中一带“天生”的农家商贩。1978年前后,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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