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第2/3页)
钳悍烧胸肉,折磨三天三夜导致受刑人死亡;上百所小学被迫停课,原因是学生常常在路上被讨债的当做人质抓走。短短三个月中,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政府在这时候才如梦初醒,他们开始抓捕和通缉那些知名的会主,以杀一儆百的方式来平息民愤,李启峰、郑乐芬等人最后以投机倒把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抬会风波以十分血腥而狰狞的方式留存了中国现代改革史上的一个片段。它表明,当一项公共需求无法通过合法的方式获得满足的时候,哪怕是最理智的人群也可能做出最疯狂的集体举动。其后十多年的事实是,温州人在民间金融上的试验一直没有停止过,就在1986年的11月1日,一个叫杨嘉兴的人集资31.8万元,创办了全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鹿城是温州市城区的另一个称呼。六天后,一个叫苏方中的家具厂厂长创办了由他私人独资控股的城市信用社,他用自己的家具商标来命名这个新生儿——东风信用社。由于缺乏法律上的明文支持,这些民间金融机构的命运如偷生私生的产物,日日危如卵累,时时面临被取缔和制裁的可能。
在1986年,温州抬会虽然轰动一时,不过其涉及面并未超出浙南地区。在今后,因金融管控政策的含糊与摇摆性,在北京、南京等地还将爆发更为惊人的融资风波。2000年初,国务院再次进行金融秩序的整顿和清理,浙南和广东地区的民间信用社和农村合作基金会一一遭遇整治,或被取缔,或被强行并入国营的农村信用联社,广东共有2000多家民间金融机构被关停并转,当年2月,苏方中被警方通缉拘捕,罪名是涉嫌非法接受公众存款罪及诈骗罪。
在1986年的第一期《时代周刊》上,邓小平再次成为封面人物,他继1978年之后第二次被评为“年度人物”。在上一年的10月,《时代周刊》派出一个采访团对中国进行了五天的采访,其中与邓小平本人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采访,它以“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为题,用几乎半本杂志的庞大篇幅对发展中的中国进行全方位扫描。
周刊高级撰稿人乔治·丘奇写道:“仅仅隔几年重访中国的外国人简直不敢相信他们访问的是同一个国家,丰富多彩的食品自由市场,农村如雨后春笋般盖起来的整洁小屋和充满生机的乡村工业,这些都是他们以及他们的东道主所没有见到过的。”在这篇报道中,邓小平被认定是“一位彻底的务实主义者,向来不太注重名称,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一个朴实的比喻: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周刊承认,中国已经解决了粮食问题,农民以承包制的方式被解放了出来,通过创办特区和优惠政策,越来越的外资公司也正在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城市改革和国营企业的改革已经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11月,纽约证交所主席约翰·范尔森访华,他赠给邓小平一枚精美的证章——纽约证交所所徽。作为回赠,邓小平选中的礼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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