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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第1/3页)
《贵州晚报》的一篇头版评论对此赞叹说,“这旋风般的节奏,本身就是一曲改革的颂歌,不是么?倘若换上别的某些同志,不知道要研究多少天乃至一年半载呢!然而马胜利同志却在48小时之内做出了决策,这不能不给我们以有力的冲击。”
没有人去深思这种旋风式承包的可行性以及所蕴含的经营风险,没有严谨的实地调研,充满随意性的承包基数,没有资源整合,没有管理、人才和技术输出,没有集团化经营的战略构想,马胜利的承包是一种“归大堆”式的简单归并,在一些时候,他的承包甚至带有一种莫名的理想主义色彩。《杭州日报》在报道马胜利前来浙江考察的新闻时写道,“马胜利所考察的绝大多数是亏损企业,他对这些企业的处境十分同情和关心,他说,改革应该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越是困难,越是亏损,越是日子难过的企业,我们越要帮助和支持。”无疑,这样的言论让人充满幻想,临安县一家亏损的造纸厂厂长三上杭州求见马胜利,他还在厂内挂起了“坚决要求马胜利厂长承包我厂”的标语。马胜利的豪情还激发出了很多人的改革热情,他到杭州承包企业时,当地一位厂长在报纸上发表了一首打油诗:“杭州城头插白旗,河北来了马胜利,自古钱塘多英杰,决战一番才服气。”
从1987年11月到第二年1月,马胜利“晓行夜不宿”(他在自传《风雨马胜利》中的用词),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对27家造纸厂进行了承包。1988年1月19日,“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在锣鼓喧天中成立,北京的轻工部部长和河北省省长一起参加了成立大会。此前四天,《人民日报》刊登了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被免职的新闻,“典型人物”的新旧更代让人眩目。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马氏神话的破灭竟比前人的衰落还要快速。仅四个月后,浙江媒体报道他承包浙江浦江造纸厂“失利”;7月,贵州报道“马胜利承包后的贵阳造纸厂处境困难”;8月,烟台蓬莱造纸厂因亏损与马胜利中止合同;9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由马胜利失利想到的》,首次将“马胜利失利”与“步鑫生沉浮”相提并论。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发生了,到年底,马胜利宣布停止吸收新企业,今后不再跨省经营,此时,已有16家造纸厂先后退出了集团。
在企业史上,马胜利被称为“企业承包第一人”,他不是第一个尝试承包制的厂长,却是最早因承包受到举国瞩目的人。到1987年前后,承包制成为拯救国营企业的灵丹妙药。这年8月,国家经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全面推行厂长负责制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全国所有的大中型工业企业1987年内要普遍实行厂长负责制,把厂长负责制作为企业的根本制度,加快改革的步伐。根据公布的数据,截至1987年6月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实习厂长负责制的占同类企业总数的63.9%,这项改革已经从试点进入全面实行的新阶段。
马胜利的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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