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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第1/3页)
于是,杨百万成了万国证券的授权代表,拿了一台万国的点钞机,在海宁路1028号自己的办公室内大张旗鼓地收购,短短时间内竟买走了上海市面上一半1988年国库券。管、杨的狂收行动引起了金管处的注意,张宁在某日赶到万国突击检查,管金生想出了个绝招,把所有的国库券从地下室的金库转移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从地上一直堆到天花板。张宁来检查,一无所获而归,万国证券躲过一劫。数月后,1988年国库券上市,价格为104元,作为当时国内最大的两只“国库券鼹鼠”,管金生的万国证券和杨怀定完成了惊险而丰厚的原始积累。
暗潮涌动的资本故事,暂且告一段落。这是一个新的利益游戏的开始,前景并未完全清晰,规则还在混沌之中。在很多年后,当人们回忆起1988年的时候,会更多地谈论当年惊骇一时的“物价闯关”和席卷全国的“抢购风”。
1988年的宏观经济再趋紧绷,三年多的高速成长让中国列车再次驶入经济周期的敏感地带。随着轻工业的发展加快,企业数目剧增,物资供应的紧张更趋激烈,而推行了四年的物价双轨制在此时终于释放出它所有的负面效应。在在上一年的4月,国务院系统各部委组成了一个生产资料价格监督检查组,分为28个小组到各地实地调研,在9月份向国务院的报告中,它论定“生产资料乱涨价乱收费相当严重,部分地方和领域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其后一段时间,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但是仍然无法阻止有利于多的政府机构和国营机构投身到物资的倒卖中,人们利用手中的或大或小的权力,从双轨制中牟取利益。《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了一个很夸张的案例,在南京,1000吨钢材原地不动被炒卖了129次,价格上涨近三倍,参与这一事件的有江苏、广东、安徽和湖北的83个部门,主要当事者是拥有专营权的南京物资交易中心等物资流通部门。
这一年的头五个月,北京新增公司700家,上海猛增3000家,由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开办的各类公司达2万家,其中很多是专门从事物资倒卖的“皮包公司”。民间开始流传民谚:“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7月份,国家工商局排出95起倒卖生产资料的要案大案,其中58起是物资主管部门搞的,“它们利用权力将国家定价的生产资料平价调出,而后投入市场,转手高价卖出”。《经济日报》提出了“官倒祸国论”,它论定,“生产资料价格飞涨,国家三令五申禁止乱涨价却收效甚微,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是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利用价格管制而牟取私利的现象一直没有杜绝。2005年,汉口火车站站长刘志祥被判刑,他把持“计划配票权”,把大量紧俏车票指令分配给自己的合作者,然后加收“手续费”再投放市场,“一般是座位票最低加5元,春运期间加30元”。刘靠倒票及受贿,9年非法所得4745万元。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在分析此案时说,“价格管制是天下最事与愿违的政策。”
跟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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