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8章 (第3/3页)
建龙初步达成重组协议，杭钢持股51%，郭广昌方面持股49%。关于建龙事件的处理意见也如期下达，国务院将宁波建龙钢铁违规项目的处理权限下放到浙江省政府，这意味着重组后的建龙项目将获得“合法准生”。2006年初，国家发改委以“发改工业[2006]434号”文件准了宁波建龙钢铁项目。根据批文，国家发改委同意杭州钢铁集团公司结合自身结构调整，对宁波建龙钢铁有限公司进行重组，由杭钢集团作为控股股东，联合其他股东，将其重组为“宁波钢铁有限公司”。郭广昌以牺牲股权为代价，死里逃生。
在本轮宏观调控中陷落的大型民营企业项目，日后大多被国有企业和跨国公司所猎获。铁本项目在三年后被南京钢铁集团和法国安赛乐公司共同重组。分崩离析后的德隆系被瓜分：中粮集团购得新疆屯河，辽宁机械集团入主合金投资，湘火炬遭到一汽、上海德国大众等二十多家汽车公司的争抢，最后由山东的潍柴动力得手。唯一侥幸独存的是东方希望集团的电解铝项目，由于刘永行十分谨慎，其投资均为自由资金，所以避开了金融上的制裁。此后三年，一向开朗的刘永行变得极度低调，几乎不再公开场合露面。他后来透露说，中铝集团曾经多次试图控股该项目，均被婉拒。
民营资本的惨败，令人印象深刻。其后两三年中，反思不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用“玻璃门”来形容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尴尬局面。他描述说，“一些行业和领域在准入政策上虽无公开限制，但实际进入条件限制颇多，主要对进入资格设置过高门槛。人们将这种‘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现象称为‘玻璃门’，看着是敞开的，实际上进不去的，一进去就碰壁。”先海星集团董事长荣海的反省则更为直接，他说，“宏观调控的教训再一次证明，贸易企业家一定要低估自己的能力。”
宏观调控对中国公司格局的影响十分深远，在相当长时期内甚至有“定局”的效果。
经济政策的莫测变幻，同样反射在商业思潮的波动与反复上。
在1月份，由河北的一份文件引发出一场关于民营企业家“原罪豁免”的大争论。这份由中共河北省委以“一号文件”批转的河北省政法委《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称，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在追诉期内的，要综合考虑犯罪性质、情节、后果、悔罪表现和所在企业当前的经营状况及其趋势，依法减轻、免除处罚或判处缓刑。这一“豁免文件”跟改革史上的很多事件与宣告一样，尽管在法律操作上尚有空白和可商榷处，却是一个很强的政策信号弹。然而，随着宏观调控的开始，“豁免话题”很快被抛弃，舆论180度地大回身，转而开始对产权改革中的种种现象进行“绝不宽恕”的“原罪清算”。
在这次清算运动中，担当主角的是一位来自香港的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