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2章 (第1/3页)



      序 章

      不是所有人都忙着站队

      1911年7月26日，武汉《大江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时评。

      这篇被人竞相传阅的文章开篇即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将至。”

      在那个腐烂与动荡的年代，类似的反动文章俯拾即是。之所以将这篇毫无史料价值、文笔稀松平常的文章单拎出来，因为它记录了一个可贵的现实——上下醉梦。

      由于多年来文科教育的失败，国人缺乏历史的现场感，一谈到辛亥革命，眼前就浮现出“烽烟滚滚血横流”“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画面，仿佛全体清朝人高度自觉，人手一本《推背图》，早就算好了10月10日改朝换代，只待天朝崩溃，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各色人等便一齐跳出来，打跑颟顸愚昧的满酋。

      这不符合历史真实。

      据《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观察，1911年的中国是充满了新气象的。

      “（北京）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邸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通畅”“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日趋丰富，这是不成问题的。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财富增长的迹象映入眼帘”。

      如果是拍电影，你可以说导演在欲扬先抑，渲染气氛。但这一片大风起于青蘋之末的波谲云诡还真不是所谓的蠢蠢欲动、暗含杀气。

      在很多场合，中国人貌似是关心政治的。不关心也不行，你不关心政治，政治肯定关心你，每天都合计着怎么再从你身上榨点民脂民膏。

      可惜，在一个有着悠久专制传统的国度，多少人前赴后继地重演着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直至无望的心路历程，最终将人生追求定格在“莫谈国事，赚钱滚蛋”上。

      愤怒、恐惧、痛苦、憎恨的情绪并不能打破晚清那种群体性麻木的常态，阶层分化的复杂性和利益诉求的多样性稀释了对同一社会目标的持续关注。

      1911年，地处山西平遥，有“汇通天下”之称的晚清第一大票号“日升昌”由于时局维艰，存银锐减，它考虑的是如何重组转型为现代化的“银行”。

      1911年，后来成为民国最牛出版商的张元济已经尝到了出版教辅书的甜头，原本只有一间房子的商务印书馆被一本名为《最新教科书》的教材推上了成功的天梯，他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下一个出版计划，迎接比张小波、路金波都要波澜壮阔的后半生。

      1911年，滦州煤矿的负责人周学熙正和在庚子拳乱中被洋人骗走的开平煤矿打价格战。作为官二代（其父周馥曾任两江、两广总督），周学熙一不撞人二不奸淫，而是将有限的生命献给了同洋人作对这无尽的事业上。三年时间里，周学熙将英商打得皮开肉绽，元气大伤，让一帮爱国青年们激动得热血沸腾。

      1911年，昆曲票友穆藕初正在美国学习棉纺业。他有幸成为泰勒（现代管理学之父）那本管理学奠基之作《科学管理原理》的第一批读者。这个年近四十的留美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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