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第2/3页)
收租，充分调动衙役的工作积极性。
真可谓同为专制奴，相煎何太急？
当镜头切回来时，画面中的袁世凯披麻戴孝，跪在袁保恒的灵堂前。
日薄西山，吊唁者都已离去，落暮寒鸦平添了几分秋意。孝服宽大的帽子遮住了袁世凯的双眼，却遮不住他心底的万千疑问。
值吗？
堂叔的遗像满脸沧桑，却永远无法回答袁世凯的问题了。
袁保恒无疑是个好官，但好官的标准又是什么？
结果正义？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问手段。问题是如果没有原则，底线一退再退，谁又能保证自己不打着正义的旗号谋取私利？多少以改革面目示人的官员最终锒铛入狱？
程序正义？劣币天天驱逐良币的官场从来与该词绝缘。在中国，有时制定程序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为了破坏它，每个人都一边咒骂一边百舸争流地挑战着既定规则。
对袁保恒来说，上报朝廷，下济万民就是好官。可这满人的朝廷当真值得一报？
顺治十二年（1655），清廷讨论如何处置满人所蓄汉奴逃跑的问题，汉官赵开心主张宽仁，顺治当场发飙：“谋国不忠，莫此为甚！”
康熙子承父志，隔三岔五地敲打臣工：“子母炮”这种先进武器属于八旗军专用，其他人一概不得铸造。
政治高压使百官噤若寒蝉、浑浑噩噩，宁可阿弥陀佛，绝不冒犯天颜。
一直到曾国藩这代，闭着眼睛混不过去了。身处一线，战争是真刀实枪，割地是真金白银，“圣言”救不了世，李鸿章一句“孔子不会打洋枪”让儒生们无言以对。
外部的压力促使权力从满人转移到汉人，中央下放到地方，但谁都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
满族统治者从不代表汉人利益早已老少皆知，问题是它连普通满人的利益都不代表。因为不准经商的规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被活活饿死的旗人不知凡几。
而指望根本没有国家概念的亲贵们代表国家利益就更不现实了。
总而言之，是“三个不代表”。
摊上这样的国策，百姓之苦，苦不堪言。
袁世凯发现，中国农民的生活似乎已经凝固了上千年，农具是世代相传的犁耙，衣服是家纺的土布。住宅则一律由泥土筑成，铺上一层高粱秆抹上泥浆就算是屋顶。
而当你采访那个满脸憨直的农民，问他的人生理想时，他会告诉你：像皇帝一样每天都有大饼吃，吃饱了就休息……
不是顺民便是暴民，就是没有勇于承担责任的公民。千人一面的生活规律、思维方式固化在每一个基因的碱基对当中，不愿妥协、拒绝双赢让历史只有成王败寇一种轨迹，政治文明制度建设则裹足不前。
当张献忠得知李自成称帝时，立刻在四川大开杀戒，其行为逻辑是：我做不成皇帝，你也甭想做得安稳。于是，一个个充满了小聪明的中国人组成了一个奇缺大智慧的民族。
闷雷轰鸣，震得袁世凯微微扬起了头。
脸色依旧阴沉。
外面传来“下雨了”的人声，兴奋中透着惊诧。
秋风秋雨愁煞人，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