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第2/3页)
，也不择险分屯，天天与诸将喝酒，等着日军来打。
其实，叶志超的可恨之处要和李鸿章的捉襟见肘对比着看才能显现出来。
大战一触即发，前线各省的八旗和绿营加起来有二十万。但清朝人都明白，指望这帮人打仗就如同指望国足射门一样不靠谱。
因此，李鸿章在奏折中压根儿不提这些废柴，而是统计了驻防旅顺、天津和威海等地的淮军，计有铭军（创始人刘铭传）、盛军（创始人刘盛藻）、毅军（统领宋庆）和庆军（统领张光前）共五万人马。其中一多半担负着守卫炮台和北京的重任，不能随意调动，因此，派往平壤的基本属于陆军精锐的全部家当。
问题是满朝文武，像叶志超这样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还有很多，比如军机大臣李鸿藻（1820—1897）和户部尚书翁同龢。
两大清流领袖左右鼓噪，主题只有一个：撤换应战不力的李鸿章。
相较而言，李鸿藻的主战意识更为纯粹，翁同龢则掺杂着对抗慈禧的政治诉求。“翁门六子”（汪鸣銮、志锐、文廷式、徐致靖、沈鹏、张謇）已集结完毕，像全真七子摆好了天罡北斗阵，只待李鸿章入彀，再逼慈禧退园颐养，助光绪独揽大权。
第四章 甲午风云
走向海洋
主战派的对立面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主和派。在对外决策上，和后人被误导的历史记忆恰恰相反，慈禧一直是激进分子。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还是懿贵妃的慈禧一度代咸丰批阅奏章。她严饬统兵大臣与敌决战，并晓谕中外，悬赏杀敌，无论军民，明码标价：斩杀一白夷，赏银一百两；
斩杀一黑夷，赏银五十两；
击毁夷船一艘，赏银五千两。
慈禧的问题在于，其激进总是慷他人之慨，像天皇那样用私帑买军舰的高尚行为在她这儿基本不用指望。
知行不一是中国的痼疾。政客们成日高谈阔论，而一涉及自身利益，改革立刻陷入停滞。
而刚刚说完“今天（六十大寿）让我不高兴的人，我要让他一辈子都高兴不了”，蕞尔日本就直不愣登地跑来挑事，简直活得不耐烦了，不迅速灭之，都没心情吹蜡烛。
其实，建立这种自信的基础并不牢靠。
年初时李鸿章检阅海军，发现问题一箩筐。
第一，航速普遍比日舰慢；
第二，没有快炮。快炮和慢炮的区别在于快炮的发射火药是无烟火药，相比于慢炮的黑火药，发射后没有呛人的烟雾，无须等待硝烟散尽即可进行填装；第三，整体技术落后，十年不添一船一炮。十多年前购自英国、严重老化、基本没有装甲防护、船速一快海水就倒灌炮房的超勇号和扬威号还编在主力序列。而日方军舰则基本是1890年以后的产物。
阅军归来，李鸿章向朝廷盛赞北洋水师“技艺纯熟”“行阵整齐”——这份水分严重的报告不是军事报告，而是政治报告。1894年，最高的政治正确是慈禧的大寿，不管海军实情如何，作为大寿献礼，报告必须只能是报喜不报忧。
在错误信息的引导下，紫禁城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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