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第2/3页)
梁启超写信给康有为，称赞谭嗣同“才识明达，破例绝伦”，选总统的话非他莫属。
康党的活动引起了湖南士绅的一致反感。没过多久，梁启超就在叶德辉、王先谦等学界领袖的施压下被迫离湘。
平心而论，这帮所谓的顽固派态度很明确：支持讲西学，但不支持讲康学；支持搞维新，但不支持排满革命。
这似乎是戊戌年悲剧的预言：当大多数人都对变法达成了共识时，他们反对的其实只是由康有为来当主持人。
昏聩的老翁
做人，还是要像大头一样稳扎稳打。
之前，周馥见幕主失势，已辞去了直隶按察使一职。光绪为鼓励袁世凯练兵，将此衔授予了他。
这就导致了尴尬的一幕。
李鸿章出使回国，驻节天津，王文韶命全体直隶官员前去拜见。布政使之下就是按察使，大头跑都跑不掉。
入座后，李鸿章雄风犹在，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和众人寒暄了几句，就轮到袁世凯汇报工作了。
自然是说练兵的事。谁知刚刚讲完“聘请德国教员，签订了合同”，李鸿章就勃然色变，举起手杖，用力敲地，砰砰作响，厉声道：呸！小孩子，你懂什么练兵，订什么合同！我治兵数十年，现在尚不敢自信有何等把握。兵是这样容易练的？雇几个洋人，扛一杆洋枪，念几声“横土福斯”（“One Two Forth”，即“一、二、向前”），便算是西式军队么？
袁世凯面红耳赤，大气不敢出一口，众人也都低垂着脑袋。
恍惚间，他考虑的倒不是个人荣辱，而是一场更大的屈辱：德国人都欺负到家门口了，却仍然不得不聘请德籍教员。
也许，这才是李鸿章火冒三丈的原因。
不能再等了。
否则，清廷还没亡，中国就又要亡天下了。
于是，在新任的参谋营务处总办徐世昌的襄助下，半个月内，两封字字泣血的变法说帖接连出炉，呈交给了翁同龢。
袁世凯开宗明义：在强权即公理的时代，除了变法自强，别无他路可走。
他明确指出，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落后。比之现在犹不承认的衮衮诸公，早了一百多年。
改革的矛头则直指地方。
相比于康有为在中央搞核试验，地方却一点共振都没有，袁世凯的方案显然技高一筹。
首先，地方督抚有实权，容易在小范围内试点。其次，封疆大吏多有基层工作经验和同洋人打交道的经历，看问题比较客观，倾向改良。
问题是一旦涉及到自身和小团体的利益，再开明的人翻脸也会比翻书还快。因此，在裁汰冗员一事上，袁世凯主张妥善安排。
“厚禄以养之，崇秩以荣之”成为无可奈何的权宜之计。
紧接着就拿科举开刀。废除的时机还不到，但可以改变空洞的考试内容，并开设西律、技艺和军务三门特科。
最重要的还是七项理财措施，它集中体现了袁世凯的经济思想。
一、筹银钱、设银行、造纸币；
二、振兴商业，设立商会；
三、广集商股，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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