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第2/3页)
，总是先派一人下去，再派另一人去同一地点查同一目标。两人都对他直接负责，彼此不知有对方的存在。
若所查结果互不相同，就再派两人分头去查，以资对照。对查报属实的给予奖励，隐瞒谎报的施以严惩。
后来，袁世凯经常将此心得同下属分享：
做长官最要紧的是洞悉下情，只有这样，才能举措适当。如果受着下边的蒙蔽，那就成了瞎子，哪有不做错事的？
在精密的情报系统的协助下，大头发现，山东的官员不是视洋如仇就是畏洋如虎，而这两种情绪都不利于明镜高悬地办理教案。
更有甚者，因为顾惜自己的乌纱帽，且耐不得繁琐，一遇教案，不分青红皂白，责罚良民，苟且偷安。长此以往，教民愈发气焰嚣张，良民日益怒不可遏，愤懑迟早会决堤。
找准了病根，袁世凯对症下药，要求地方官必须学习掌握国际公法，遇事同洋人据理力争。
并且，以法律为准绳，在讲求是非曲直的基础上断案，使各方心服口服。
袁世凯以身作则，在处理肥城县英国传教士被杀一案时展示了什么叫不卑不亢、有理有据。
主犯斩立决，同犯绞监候，肥城知县因纵容包庇被革职。
前来交涉的英使并不满足，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凶犯从重治罪；泰安知府免职，永不叙用；清政府出资在肥城修建教堂。
袁世凯坚持己见，以事先颁布的约章针锋相对。英使什么便宜也没占到，悻悻而归。
秉公执法是治本之策，而当务之急却是遍地拳乱。
在徐桐等人“你有你的格林炮，我有我的红灯照”的叫嚣下，朝廷对义和团的政策是明剿暗抚——表面上做个样子给洋人看，暗地里却姑息甚至帮助其坐大。
但在以打击民间伪科学为己任的袁世凯看来，对付义和团不能心慈手软，要么就地解散，要么引颈就戮。
即使如此，对于以几何级数膨胀的义和团而言，还是显得过于温柔。
行走的灾难
绝大多数人都会迷失方向，否则通往真理的路上将人满为患。
徐世昌的一封信指点迷津，改写了袁世凯的前程：今以中国无兵、无械、无饷，徒恃奸民邪教，手持大刀，杀洋人，焚教堂，口念邪咒，不用枪弹，大刀一挥，洋人倒地，有此理乎？洋人又岂肯坐视其同类任团匪残杀而不问，能不联合军队，以陷中国？
慰庭不可遵行乱命，而当逐团匪于山东之外。将来外兵涌至，北京沦陷，皇太后、皇上出走，或有不幸，公以反对义和团之故，犹可尽再造乾坤之忠心。若随波逐流，则非但一身功名消灭，且恐不能保其身家。
徐世昌精准地预测了未来，把袁世凯惊出一身冷汗。再三细思后，终于下定决心：全面镇压。
武卫右军四面出击，部将张勋一日之内杀了五百拳民，受到大头重奖。
当然，袁世凯之所以敢跟当权者对着干，也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李鸿章、张之洞和刘坤一等南方督抚全部旗帜鲜明地反对义和团。相比之下，大头已然圆滑许多，玩儿的是明抚暗剿的把戏，一直杀到载漪等人质问下来，方才解释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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