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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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天津的李鸿章祠落成，袁世凯又撰联曰：受知早岁，代将中年，一生俯首拜汾阳（郭子仪），敢诩临淮壁垒（李鸿章曾在临淮立下战功）；世变方殷，斯人不作，万古大名配诸葛，长留丞相祠堂。

      早年受李鸿章栽培是实情，希望继承衣钵也是真情流露，但更深的意图恐怕还是想借机收拢人心，将淮军旧将、合肥门生统统聚集到自己身边，拧成一股牢不可摧、吊死清廷的麻绳。

      万事俱备后，袁世凯叫来周学熙，对他说了一句话：放手去干吧。

      第一件事是稳定金融。

      大战之后多通胀。在天津知府凌福彭的协助下，周学熙以组合拳的形式，采取各种金融手段平抑了物价，一时间阖津拜服。

      袁世凯乘胜追击，创立银元局，以周学熙为总办，铸造铜元，取代已经贬值的银币，在稳固市场的基础上也为政府提供了新的财源（铜元比价高）。

      手头有粮，办事不慌。周学熙建议成立直隶工艺总局，作为全省兴办实业的指挥部，袁世凯立刻批准。

      和盛宣怀不同，袁、周二人的商业思想更为开明，唯知提倡劝导，绝不越俎代庖，将创业的风气宣传开后便任其自由发展。

      而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中，周学熙则主抓厂办学校，力求工学一体，开通观念。

      1903年，国际银价波动，被辛丑赔款掏空了的中国雪上加霜，刚刚步入正轨的天津遭遇了凶猛的金融危机，民营企业哀鸿一片。

      袁世凯紧急开办官方银号，贷发官银七十万两，铜元数百万枚，挽救了奄奄一息的实体经济。

      《大公报》为此特发社论，称赞说：“保商之道，从来为官府所未有，不禁为津郡商民贺，为津市前途贺。”

      经此一役，袁世凯深感未雨绸缪之必要。他上疏朝廷，痛陈现代银行的重要性。不久，户部银行（大清银行前身）在天津设立，成为中国第一家中央银行。它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进一步盘活了津京地区的经济。

      望着大大小小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平地而起，喜不自禁的袁世凯又仿照天津租界设立了“华界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经济改革的试验田。

      值得去的地方都没有捷径

      和后世的改革家不同，袁世凯不仅重视经济基础，更关心上层建筑。最早提出义务教育的他曾说：“宁可压缩军队，也要推广全部免费的国民学校。”

      又对人道：“我治理直隶的政策是，练兵的事我自任之，办学的事则听任严先生所为，我供其指挥而已。”

      严先生指严修（1860—1929），南开大学创始人。早年和徐世昌为翰林院同僚，后迁贵州学政，为黔省培育了有清一代首位状元。

      戊戌年因倡议经济特科开罪守旧派，愤而辞官。赴小站拜访徐世昌时得遇大头，畅谈变法，为其折服，遂订为知己。

      把严修挖过来搞教育可谓挖到了宝。此人常年钻研西学，对数学、化学、医学皆有涉猎。

      大头心花怒放，宣布振兴教育乃“经国要图”，并特意在布政司和按察司之外设置了学校司，将普及教育和一省之民政、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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