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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第1/3页)
在东京法政大学,同窗汪精卫将杨度介绍给了孙文。
孙几次想拉他入伙,两人曾“辩论终日”,最后杨度道:“我主张君主立宪,事成后,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事成后,度当尽弃主张,以助先生。”
为回报孙文的相惜之情,杨度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引荐给了他——黄兴。
别过革命党,杨度跟立宪派领袖梁启超走到一起,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少年歌》。其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一句广为传颂。
不久,《金铁主义》面世。金者,对内以工商立国,保护民权;铁者,对外以军事强国,巩固国权。自此,杨度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新左的领军人物。
东京。
熊希龄对杨度说:“五大臣做你的躯壳,你替他们装进一道灵魂。卷子必须在其回国时交到。”
于是,杨度的《实施宪政程序》和梁启超的《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新鲜出炉。
与此同时,载泽和伊藤博文进行了一场知无不言的长谈,并获赠签名版伊著《宪法义解》,成为出访团里对宪政最具感性认识的大臣。
事实证明,有些话,只能由皇族来讲。
回国后,载泽跪在慈禧面前,泣血力陈,说立宪利于民,也利于国,却不利于官。因此,立宪最大的阻力将来自既得利益阶层。
见太后颇有所动,载泽趁热打铁,鼓吹立宪有三大好: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
其实,慈禧更感兴趣的是他密折中提到的口惠而实不至的“预备立宪”:今日宣布立宪,可以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
再加上袁世凯的临门一脚(几度痛陈“若不及早图之,国事不堪设想”“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慈禧终于宣示内外,预备立宪。
在这道由袁世凯草拟、瞿鸿禨润笔的懿旨中,一句后来流传甚广的话,揭开了历史的新纪元: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瞿鸿禨发力
五大臣回国才一个月,朝廷便向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勤劳善良的中国人又开始普天同庆。
张謇在上海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梁启超在日本开设政闻社,一呼百应,群起而效。
《泰晤士报》也不吝赞美:“一个不同以往的中国正出现在东方,人们奔走呼号。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
大头却并不乐观。
在他看来,君主立宪制必须具备三大要素:宪法、议会和责任内阁。
宪法一经颁布,则垂之万世,无论君民,皆须遵守;议会监督君主,弹劾内阁,代表民间的制衡力量。
然而,对写在纸上的规则,国人向来缺乏敬意。可以想见,即使宪法的说辞冠冕堂皇,最后还是会在执行中流于空谈。
议会就更理想主义了。要让习惯了绝对权力的天朝官员心甘情愿地接受来自议员的质问,而不是将其改造得不伦不类,决非一日之功。
因此,眼下操作性最强、最有实际意义之事乃是请开责任内阁。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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