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章 (第2/3页)
地转为恭维袁世凯,继而牵扯到政治,批评了国民党几句,把气氛搞得不伦不类。
袁世凯很不高兴,当场打断道:“我们今天欢迎孙先生、黄司令,不要说那些题外的话。”
所幸孙文面无愠色,不以为意。
宴后,黄兴半开玩笑地动员袁世凯加入国民党,后者没有接招,而是推荐赵秉钧加入国民党,为其去掉总理前面那个“代”字扫清了障碍。
离京前,孙、黄联合袁世凯、黎元洪发表了共同纲领,确定了八条大政方针。四大巨头捐弃前嫌,调和歧见,对内以安人心,对外昭告列强,于外交承认和金融贷款都是利好消息。
黄兴顶着“汉粤川铁路总办”的头衔南下,逢人便赞袁世凯忠心谋国,劝新闻界不要再诽谤国家领导人。
孙文更是直言不讳道:
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与旧手段,而袁总统适足当之。
深感其人可倚的袁世凯投桃报李,特命国有交通银行垫付了孙科(孙文独子)及其妻的留学费用,并下令各地官员对巡视路政的孙文热情接待,聆听教导。
望治心切的国民再次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自我安慰说改革的春天终于到来了。
而老辣的读者,却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揣摩出另一条信息:全面左转的时代,正步步逼近。
很好理解。试问原本互相提防的孙文和袁世凯怎么就一见如故了?靠袁的个人魅力?可惜搞政治不是谈恋爱。
事实是,孙文在关系上跟宋教仁更近,但在政治主张上则同袁世凯一拍即合。
按照他在《革命方略》里的设计,欲成宪法之治,必先经历“军法”和“约法”两个阶段,分别实行“军政”和“训政”,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开明专制。
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由他来做这个威权领袖,但种种迹象表明,如果连袁世凯都开不好这艘刚改装过的旧船,自己就更搞不定了。
因此,孙文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袁,谆告国人,“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
而他不愿当国民党的党魁,亦有此考虑。
其实,共同纲领只字未提议会制度,第六条却明白规定“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已完全说明问题。
站在1912年的丁字路口,面对纷纷攘攘的时局,左转之人,不乏精英。
梁启超曾致信袁世凯,说“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成整齐严肃之治”;云南都督蔡锷也抨击《临时约法》,主张造就强固有力的中央政府。便是国民党的李烈钧,虽不满袁世凯,却同样不愿国会操立法之权。
然而,历史一次又一次用血的教训昭告世人:但凡专制,不论个人专制还是政党专制,失去了制约的力量,盲目寄希望于它开明,只能是与虎谋皮。
既是专制,就永远不可能开明。
没有国民党,就没有新民国
右转的道路上,只剩形单影只的宋教仁。这条荆棘密布的路,只留给寒冬夜行人。
为了尽快将同盟会由革命党改组为普通党,宋教仁不得不迁就其他四个党,将男女平权的主张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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